事實上過去這段時間來，朝中就有一些聲音在主動的將都畿道大肆征發課役所激發的怨情指向雍王。雍王好武功，屢屢挑釁積忿于諸邊，以致邊情緊張危急，也迫使朝廷不得不失恤于民，修戈備武于邊。
不過這一類的聲言邏輯實在不值得推敲，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邊患頻生，朝廷也實在不敢過分觸怒雍王，因此這一類的聲音都被壓制下來。
非但不敢招惹，反而要優加撫慰，就在新年剛過不久，天兵道大軍抵達并州逐走突厥后，朝廷便又加封雍王千戶食邑，以犒獎陜西道諸州積極響應朝廷此前的招募征集，只是被雍王給拒絕了，并不以此為功。
此時在皇帝一番作態下，韋承慶不得不主動站出來承擔相關責任，還算是識趣。皇帝當然也不可能真的降罪誅殺韋承慶，只是將之左遷秘書監并罷知政事，算是給幽州此亂定下一個處理的基調。
至于莘國公竇孝諶，那自然只能是死國的忠烈了，需要優加撫恤追贈。營州都督趙文翙，縱容契丹藏奸為禍，未能早作查發，論罪遣使就州斬之。
除了一應追究示意之外，最重要的自然還是該要如何平定叛亂。
叛亂爆發于此時，對朝廷而言既是不幸，也是幸運。
不幸之處自然不必多說，而幸運則在于當下這時節，李盡忠雖然興兵叛亂，但因其部眾寡弱，又適逢冬寒大雪，雖然短時間內竊據幽州，但隨著單于道前鋒楊玄基部回攻，不得不引眾退回其松漠州族地，兵亂沒有波及到其余河北州縣。
所以說定亂是一定要定亂的，不過并不像去年冬里突厥入寇那么軍機急促，朝廷仍然不失調控的時間。起碼在開春雪融之前，契丹暫時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向河北出兵。換言之，朝廷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可以調控人物力量，以布置定亂。
可問題是，就算有這兩個多月的時間，朝廷也未必能夠籌措出足夠的人力物力。年前河東一戰，都畿征員達十萬之眾，人物俱已用窮。
經過突厥一番寇掠，河東諸州俱損失慘重，已經不能做到就地為補，而且還要防備突厥食髓知味、卷土重來。可以說，聚集在河東這十萬卒眾，無論是就地駐扎，還是轉赴河北鎮壓契丹，朝廷都沒有足夠的錢糧支用！
至于河北諸州則就更不必說了，年前年后已經經過一輪征發，人物聚集于幽州準備出兵漠南，結果卻被契丹造反所攪亂，短時間內也很難再作新一輪的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