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道大行臺之所以設置起來，一則在于雍王的確是功大難酬，在內匡扶社稷，在外則挫敗悍敵，二則在于朝廷新定未久，對天下并沒有足夠的掌控力，三則在于陜西邊事的確危困，也需要一個專命的調控攻防。
這三個原因，其中第一個最不緊要，第二個才是重點。
如果朝廷對于內外局面真的有著足夠的掌控力，其他俱不成問題。雍王即便再如何功大，在都榮養即可，如果真的心懷不忿、口出怨言，那就直接干掉。
就算陜西邊事危困，朝廷也可以選用別的才力，并不需要使派雍王這樣一個身份敏感的宗家子弟**于陜西。
所以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朝情復雜且混亂，皇帝威望嚴重不足，才造成這種內憂外困、行臺勢大難制的局面。加強朝廷的權威，并提升皇帝個人的威望，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之法。
此前皇帝李旦迷困于當下這錯綜復雜的形勢中，走了很多的彎路。其中最讓他懊悔的，就在于聽信老臣陳腐之言，專以休養為先，對于邊情軍事不夠重視，以至于如今朝野之間凡言軍事者必推雍王，仿佛唐家社稷之安危、俱系雍王一身。
這一次西京的催繳風波，雍王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鼓噪民情，其底氣也正在于此。跟行臺治邊戰果累累相比，朝廷在這方面的確是乏善可陳。
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李旦自登基以來，便一直沒有西入關中祭拜祖陵，每每想到此節，心里就虛得很。若征伐大事再俱出于行臺，那他這個皇帝究竟還能管什么事？
所以眼下，朝廷也需要在邊事上長作計謀，并盡快拿出一個亮眼的戰績，這也是當務之急。
想到這里的時候，李旦便忍不住瞥了薛稷一眼，心中隱有不滿。這樣的國之大計，本該是由宰相提出，哪怕君王一時思慮不及，也該提醒備問。
他對薛稷不可謂不親厚，入朝伊始便將之拔入政事堂。但過去這將近兩年的時間里，薛稷在政事堂中幾乎沒有什么作為，不要說什么益國益治的大計，哪怕作為皇帝喉舌在政事堂中發聲，聲量都不夠大，以至于許多事情都需要李旦自己操計起來。
事實證明，薛稷此人雖然略有文辭之才，但本身才具是真的不堪大臣之選。
但就算心里有不滿，李旦也有些無可奈何。王孝杰一事，已經讓他不敢貿然將自己不熟悉的大臣錄入政事堂，而他所了解且能足夠信任的人當中，又罕有能當此任者。
過去長達十幾年的幽禁封鎖，讓他對世道時流陌生至極，在選士用人方面也就多有茫然。
他所親近者，無非一些親戚門戶，但這些親戚們，也未必都跟他是一條心。前有豆盧欽望，后有王美暢，無不帶給他莫大的失望。
倒是竇孝諶這位丈人歸都后，種種聲跡表達都讓李旦頗感欣慰。他本來也打算將竇孝諶留用都畿，乃至于尋機安排進入政事堂。但在一番權衡后，還是覺得這么做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