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田制方面，則就乏于創建。高宗后期，無非休戈罷征、使民休養生息，但對積累下來的弊病，觸及不夠深刻，甚至就連關中祖業，土地兼并都日趨嚴重。
到了武則天時期，加大了擴地編戶的力度，并將關中人口大量遷往河洛，到了神龍年間，朝廷所掌戶數增長到了615萬，較之高宗永徽年間的380萬戶無疑是一個明顯的遞增。
所以說武則天政啟開元，也是有最直觀的數據作為支撐。如果僅僅只是這老娘們兒不是人，殺人無算，道德敗壞，這就是不是正確討論歷史的態度。
但是相對于戶數的增長，朝廷在賦稅征集方面的探索，則就顯得非常滯后。人口雖然增長起來了，但是人力物力卻得不到有效的調度發揮。以往的租庸調制度，已經不再適合管理這樣一個龐大帝國。
這個問題，朝廷當然也意識到了，所以開天時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財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這些人通過各個方面的探索，或開源、或節流，以維持龐大帝國的運作。
但諸類嘗試，收效卻并不大，最直觀的一個證明，就是開天時期邊軍節度使的權柄壯大。
簡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經匹配不上君王開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選擇成本更低的模式，節度使大權逐漸攬于一身，并最終爆發、成為糾纏大唐始終的一個毒瘤。
那么大唐究竟有沒有足夠的底蘊國力去維持那種程度的開拓與龐大體量？
答案是有的，中唐時名臣劉晏、楊炎等在財賦方面分別進行了深刻的改革，效果顯著，對大唐社稷誠有續命中興之功。楊炎的兩稅法開辟了整合國力的新思路，為后世稅法變革之始，這自不必多說。
李潼最欣賞，還是劉晏的理財策略，劉晏的理財法其中一個核心就是物流。哪怕在后世，各種交通運輸方式已經極為發達，物流仍然是社會生產與商業行為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至于唐代這樣一個中古時期幅員廣闊的大帝國，物流的意義之大更是決定性的。
如果物流條件不具備，人員、物資不能進行有效的流通與互補，哪怕疆域再廣大，整個帝國的潛力仍然不能被激發出來。這就類似一個人肢端肥大，單獨看一點非常的壯，但是湊在一起就非常的丑，而且還是一種病，一旦病發，就會要命。
財如流水，堵不如疏。天寶時期雖然國力鼎盛，但人力物力高度沉淀集中在地方方鎮手中，長安政府就像是睡在一群強壯大漢中的孩童，一旦哪一個忍不住捶你一拳，便能讓你吐出幾口老血。
李潼在隴右所施行的策略，本質上就是將原本不相干、或者說聯系很弱的幾個板塊加強聯系，彼此之間的人力物力產生流通，從而獲取到可觀的回報，算是對劉晏理財策略的靈活變通。
李潼問起婁師德這個問題，當然不只是為了聽彩虹馬屁，因為他這一套策略想要長久維持下去、且繼續壯大起來，其中還有一個頗為致命的缺點，那就是隴右的潛力有限。
“諸胡為我所使，討伐不恭，掠其人資，由關中賈人輸用回哺國中子民。同時賈人在隴右糴谷，以助軍事。如此一來，既節省官府物料工序的耗用，也能讓隴邊沉貨上浮。諸胡殺之不盡，即便隴右已無，西域仍有。但當中還有一點，那就是隴右到底積儲多少？如今府庫輸谷不過四十余萬斛，諸邊糧價已經飆升到了百錢，若因此讓民生饑饉，此事仍不可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