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方與政方，從來都存在一定的競爭，各自都想掌握更多的國家資源。文官貪名，武官貪功。像夫蒙令卿雖然也在訴苦，但其動機與州縣官府并不相同，更主要的還是作為軍鎮，有些不忿于安西四鎮享有更多的資源，希望能夠為河源軍爭取一定的待遇。
可如果民眾庸役免除，這所影響到的是整個邊軍體系，自然還是要強調一下。
李潼聞言后便微笑道：“吐蕃兇惡，我大唐士民俱受困擾，多感疲敝。隴邊諸胡，能無貢獻？此前除微薄土貢之外，諸胡部尚有傍城助軍的職責。可胡卒膽怯羸弱，不堪使用，若非如此，安西又何必重兵鎮之？既不能披甲為戰，那索性為奴為婢。諸州官府各自括胡為吏，生口充用，可補庸力不及。”
不給胡人太優渥的生存空間，這是李潼在針對邊事問題上的一大思路。此前大唐征服諸夷投入那么大，但對戰爭紅利的開發卻不夠細致具體。現在既然崛起新的邊患，自然沒有讓唐軍頂在前邊拼命，胡虜龜縮于后安心發展的道理。
誠然，胡人所組成的城傍武裝是大唐控制邊地的一大助力。但胡人戰斗力普遍不高、或者說立場不夠堅定，這也是一個普遍的事實。
特別是在安西四鎮的得失方面，這個問題體現的尤為明顯。從大非川之戰前夕，圍繞安西四鎮，吐蕃與大唐針對西域霸權展開了爭奪。
四鎮幾次易主，兩國都是客軍作戰，在這種角逐的過程中，這些西域諸胡便也逐漸意識到他們對兩國勝負擁有著不弱的影響力，繼而便因此滋生驕心，不乏人打著左右逢源的念頭。
早年朝廷決定放棄四鎮，依靠西域本地胡人來抵抗吐蕃的入寇。結果這些胡人根本不足用，除了帶路黨之外，剩下的都被打得抱頭鼠竄、納頭便拜。
既然如此，那不妨把四鎮駐軍的壓力轉移一部分在這些胡人身上。所以李潼又繼續說道：“諸胡州府，依其大小，各置吏戶，隨征調用，一年三番。三番俱不足數，即撤其州府，收其土地、牧場！”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又是變色，甚至就連首先訴苦的段達都忍不住說道：“貞觀舊制，推尚寬大。顯慶以來，用役漸繁，滋生突厥復逆。如今吐蕃狼視于畔，抱戈待攻，一旦諸胡不能恭役，滋生內亂，恐怕……”
“敢于滋亂者，誅其族、絕其種！”
李潼聞言后便冷笑道，接著他又正色說道：“諸位，凡所用事，隨時就宜才是當然之法。方今世道，先有所施，遂有所得。故制或美于當時，但卻并不宜于當下！”
貞觀時期，大唐立國未久，正需要積極擴大影響力，以自身為中心建立起區域秩序。一手大棒，一手蘿卜，只要周邊諸胡肯俯首聽話，基本不會趕盡殺絕，這一策略也極大的促進了以大唐為中心的羈縻秩序的建立。
可是現在，基于寬大而建立起來的羈縻政策給大唐國力帶來的增長已經微乎其微。特別是隨著與吐蕃的斗爭漸趨白熱化，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更該要認清楚。
至于說這么做會不會將眾多胡部逼向吐蕃一方，這完全是多慮了。吐蕃眼下所奉行的是一種相對純粹的軍國路線，是要通過戰爭吞噬敵人從而強大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