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夠傳世的藝術作品，自有其動人的感染力。
唐詩作為古代文學之一大豐碑，在不同時期也是自有其不同面目。如果從比較宏觀的尺度而言，整個初唐時期主要還是對齊粱文體的繼承、發展與擺脫。
南朝國運雖不壽，但是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卻是流傳悠久。如貞觀時期的虞世南、褚亮等人，本身便是出身江東的世族家庭。另有王績，則是對陶淵明隱逸精神的繼承。
高宗時期的上官儀，是一位宮體詩的大家，齊粱文體之綺麗矯飾，在其筆下有了新的發展，乃至于成為一時風靡之典式。
龍朔前后，初唐四子相繼而出，他們出生伊始便在一個生機勃勃的新朝，自有一種新的氣象追求。但是傳承至今的文脈哪能說斷就斷，四子雖然各有突破，個性不同，但是這種突圍更顯示出齊粱文體傳承至今那種根深蒂固的影響力。
及至沈、宋、李嶠等人，則更沉迷于宮體應制詩的窠臼中不能自拔，并且由于其各自政治前途而成為文脈主流，競相浮華。
以至于晚唐李商隱在論及初唐前輩時，語調都略有刻薄：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這一時期，如果說有一個人文風是干凈的，那就是陳子昂。所謂革盡齊粱舊弊，直追建安、正始，陳子昂的文風，幾乎沒有任何前朝文風的影響。
陳子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本身的刻意追求之外，也在于相對于同時期的其他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傳統型的文人。蜀中多閉塞，不與外界通，陳子昂從立學開始，所接受的便不是傳統文人的教育。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正因為這一點，陳子昂在后世被推為當時文體最正，成就最高，洗盡鉛華、一掃纖弱。
陳子昂雖然在政治上始終沒能成為主流領袖，但卻憑其一己之力，在詩歌文化方面給唐詩立下一個清晰的、有別前朝的標尺。在此之后，不獨大唐國運日漸壯闊，詩歌也迎來氣象最為壯大的時期。
盛唐詩人，群星璀璨，無論如何褒揚都不為過，大凡名為后世所知者，無論放在其他任何時期，那都是一個能打十個的存在。
而在這當中，星光首耀者便是王維。王維本就出身太原王氏這樣的傳統高族，更容易為士林主流所接納，本身也是才華橫溢，且又生活在大唐盛世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后世更有盛譽，唐世若無李杜，摩詰當推首席。
講這些主要還是說明一點，李潼來到這個世界之后，便念念不忘要搞文抄的大事業。
可是該從何人入手，又要考慮到自身的閱歷與處境，唐詩所以迷人，就在于每一個能夠成宗稱家者都有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即便不談文字獲罪的隱患，也該想一想通過文抄給自己樹立一個怎樣的人設。
他要做的終究還是一個色藝雙絕的名王才子，而不是一個兩腳書櫥。亂七八糟胡抄一氣，精神錯亂、人格分裂一樣，又怎么讓人通過作品去了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