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李彝殷不在，李光睿一則威望不夠，二則無朝廷敕書，老輩的事情，歷史的遺留問題，就都可以拿出來說道了。
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礎足夠深厚，否則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業都是問題，很有可能在反對者的力量下被驅逐。
事實上，盧多遜就曾匯報，遂州的李彝全聯絡他，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持，驅逐李光睿，使夏州真正歸附朝廷。然而，其小心思，哪里能瞞過朝廷，給出的反應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當然這也算表明態度了。
對于定難軍如今的形勢，就朝廷而言，已經滿意了，內部分裂紛爭，卻也沒到同室操戈的地步，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完美。
事實上，倘若定難軍真的內戰了，于當下的大漢而言，反不是好事，那很可能影響到整個西北局勢。不過，他們也暫時沒有內戰的基礎，外有朝廷的把握，內部則是夏綏銀三方互為牽制。
而一旦有先動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憤。定難軍的分裂，始終局限于其內部，而其他黨項部族，少有參與，都是默然坐觀，而是在積極與朝廷所控州縣交易。
去歲夏，苦于內部難寧，爭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劉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夠放還李彝殷，還夏綏百姓以安寧，他愿自己赴京，做質子。
對此，李彝殷“主動”回了一封信，說他在東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濟，正當安享晚年，讓他善掌夏州軍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書，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為定難軍節度使。
這道任命，算是給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經分裂的拓跋李氏，卻再難回到當初。也因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憤懣，對朝廷日益不滿。
而在定難軍內部紛擾不斷之時，其南面，卻有一個吃瓜群眾，高紹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紹基對延州的統治，已然名存實亡，高紹基雖然仍保留著節度使的名號，但軍政實權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樞密院派了個名叫曹翰的將領主持延州軍事。
而高氏一族，也陸續遷到洛陽，高紹基也兩次向劉承祐請命，希望能回朝任職。
黨項事務之外，朝廷對隴右、河西方面的開拓，也在持續進展，與回鶻、溫末、吐蕃的交通往來愈加密集。褒國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礎上，繼續西進，重新把蘭州納入管理。
蘭州以西，繼續遣人招撫，因為拓地兼撫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晉爵褒國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歲，可以說，其晚年基本都奉獻給了大漢在西面的事業。
至于同大漢聯系已深的涼州，在多年的鋪墊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幾名官吏前去，進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壯大，冠絕溫末諸族，原本是有所忌憚的，所幸其還算老實，沒有為此設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漢的勢力，已徹底推進到河西地區，影響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響則是，在這種回歸式的拓展過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的，西北的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敵視的目光，反對的聲音。
而控制甘、肅地區的甘州回鶻，在大漢的這種擴張勢頭下，也表現出了濃濃的忌憚。也就是大漢的腳步比較穩當，采取的也是溫水煮青蛙的手段，經濟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隨后，再有軍事實力威懾，方才沒有大的動亂。
當然，隨著盧多遜及諸位將吏關于各項西北事務的匯報，在劉承祐心里，也已勾畫著一幅藍圖。西北地區，在將來還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隴乃至西域的過程中，懷柔是必須的，但不能作為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