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時候，基本沒有太大的爭議，當時國家實力不足，戰略環境也談不上好，四面皆敵，且漏洞不少，那樣的情況下，選擇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風險最小、收益最高的選擇。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遼軍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亂，當時就有不少人提議北伐。為何，還是北塞殘破的局面下，大漢上至君臣，下至軍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鳳后，國力漸富，兵勢漸強，又有人向劉承祐建議北伐。當時遼國雖然也恢復了幾年，但政治不穩定，宗室貴族叛亂不休，讓人看到了機會。
不過，稍加思量后，劉承祐還是拒絕了，仍舊堅持南攻北守的戰略，北面既能維持基本的和平，給足了空間，那便按照既定的戰略走下去。
其后，收荊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邊情不變，那么接下來一舉平定江南，仍是堅持不可動搖的戰略。
但是，這一次不同了，遼國主動改變，掀起戰爭，將漢遼之間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劉承祐不得不嚴肅北顧，不是心志的動搖，而是來自北面的威脅不得不重視。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戰略之爭，并且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數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這一天，劉承祐干脆下詔，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討論南下北上事。
這封詔書，也反應了劉承祐內心的糾結。在群臣各抒己見的浪潮中，劉承祐對近臣發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還在為南北戰略頭疼！”
議潮之中，劉承祐也不由思索，原來的歷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吳越獻土，遼國都沒有如此大的反應，為何？
思慮良久，雖未徹底洞悉其情由，終是有所得。
如果說正史中，五代亂世的結束，從后周的建立開始正式奠基，走上統一的快車道。而今的大漢與之相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這三年的內功修煉，發展到后面，其間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區區三年了。
中間少了三叛連橫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亂，又沒有北漢的掣肘，征淮半載而定......這些使得王朝的元氣得到了極大保存，恢復發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語。再加劉承祐苦心孤詣的勵精圖治，以致大漢國力軍力之強，遠邁“同期”，帶給遼國君臣的壓力當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
而正史上，等北宋發展到如今大漢的程度，遼國也同樣安穩積蓄近二十載，又沒有欒城之戰的重大損失，自然安穩些。并且，進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遼國的政治環境，也確實有些混亂，國內矛盾也重復劇烈，對宋事務也有心無力。
而如今，大漢帶給遼國的壓力感太強了，倘若遼國君臣有憂患意識，就絕不會面對大漢而無動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