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劉文澤的涵養還是不錯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舊帶著征服者與勝利者的寬容，語氣平和地給塞爾柱人提出了兩個要求。
第一，讓塞爾柱人毀信滅教，去ys化；第二，要塞爾柱部接受漢化改造，對部屬推行進行營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稅吏的入駐監察。
而這兩條，幾乎都抓在塞爾柱人的命門上。前者，乃是信仰問題，這也是漢文明與ys之間根本性的沖突，于塞爾柱部來說，他們ys化已久，同時也是他們在過去發展壯大成為北方ys化部族領袖的主要原因，滅教改信可涉及根本問題。
至于后者，則是自主權的問題，當初塞爾柱部為什么與葉護紛爭，后期又參與到葉護國的“抗稅”斗爭中去，如果今日能夠接受安西這樣的條件，當初就不會有叛逃葉護的行為。
可想而知，當劉文澤提出這兩個條件時，塞爾柱使者臉色有多難看，又有多尷尬，甚至有種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態度如此，塞爾柱人的這次“示好”注定無果，在后續的中秋典禮上，塞爾柱使者始終沉默，被人澆了一頭酒也沒發作
而這場不成功的外交活動，也掀開了塞爾柱人對抗安西國序幕，使者將劉文澤的答復如數稟報后，塞爾柱部貝伊大怒，認為這是安西對他們誠意的蔑視與踐踏，果斷“反漢”，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擾安西北部的城鎮。
當然，此時的塞爾柱人，雖有一定實力與威望，但連衰落的烏古斯葉護都應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軍的對手。信仰與意志對戰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時候，絕對的實力差距也不是能簡單抹除的。
面對塞爾柱人的侵襲，劉文澤大怒，即遣郭琚為征北大將軍，率領四萬騎兵北擊塞爾柱人。郭琚還是很能打的，安西軍又全部是騎軍，因此塞爾柱人擅長的游擊戰法威力大大減少，而論裝備、訓練與指揮，更不是一個量級。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損失慘重、不堪為敵的塞爾柱人，被迫離開生存半個多世紀的錫爾河流域，向北遷逃徙亡。而安西國，則趁機將實際掌控領土向擴張了數百里，將錫爾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這也導致安西與烏古斯葉護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畢竟接壤面大大增加，當時的烏古斯葉護國，其主要活動區域在咸海以北、里海東北部的草原上。
塞爾柱人北走，并不是他們與安西恩怨的結束，相反，這是一個開始。塞爾柱人一路北遷，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區方才止步，在伏爾加河流域休養生息。
一個部族在向上發展的時期總是具備堅強的意志與充分的韌性，塞爾柱人證明了這一點，在陌生且形勢復雜的高加索地區待了數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薩人余部與東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遷之路，再度一頭扎入中西亞的文明大戰場，給安西王朝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劉文澤最高光的時刻，他在中亞享受了一種“萬邦來朝”的盛況。
有呼羅珊的波斯貴族向劉文澤提議，劉文澤該效當地傳統，加冕“眾王之王”的尊號，這一提議，得到了不少人的擁護，尤其是當地貴族們，從心底，他們希望能用這種辦法，慢慢地將劉文澤“皈依”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