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的第一件事是墻上少了幾條繡花錦緞。我剛才雖然沒有數，但是現在墻上有幾塊棕色前走了幾步，打開另一盞燈。我看了看圖騰柱，看了看圖騰柱下面那塊中國地毯邊上的地方，光禿禿的地板上多了另外一塊小地毯。剛才這塊地毯并沒有鋪在那里。
這件事使我渾身冰涼。我把嘴唇喂到牙齒上，斜著眼睛望了一陣圖騰柱上的那只玻璃眼珠。我在屋子里到處走了一個遍。樣樣東西都同我第一次進這間屋子一樣。蓋格既沒有在他那張鋪著帶皺邊的床單的床上，也沒有在床底下，壁櫥里也沒有他。他同樣也沒有在廚房里或浴室里。
剩下的只有后廳右邊那個鎖起來的房間了。蓋格的一串鑰匙里有一把同這間屋門的鎖正好相配。這間屋子使我很感興趣，但是蓋格并沒有藏在這里。我所以對這間屋感興趣是因為它同蓋格的臥室截然相反。這是一間陳設非常簡單的男性的臥室：光潔發亮的地板上鋪著幾塊印第安民族圖案的地毯，兩張直背椅子，一張帶木紋的深色寫字臺，寫字臺上擺著一套男人用的化妝用具，兩只一尺高的銅燭臺上插著黑色蠟燭。一張很窄的硬床鋪著棕色印花床單。
屋子給人以冷森森的感覺。我把門重新鎖起來，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門把手，回到外間屋子圖騰柱旁邊。我跪在地上，歪著頭仔細觀察從地毯到大門的這一段。戴的手套。我喝了兩杯咖啡，看了幾張晨報。哪一張報紙也沒有登載阿瑟·奎恩·蓋格先生事件的報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的被雨淋濕的外衣上的穗子，電話鈴響了起來。打電話的是地方檢察官的偵探長伯爾尼·曹窖。這次我給魏泰強辦事就是他給牽的線。
“怎么樣，身體好嗎？”他說。從他說話的語調聽來，他的覺睡得很好，也沒有欠別人許多債。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說。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兩聲，接著又用更為隨便的、警察慣用的那種故意裝作漫不經心的語氣說，“見了魏泰強了嗎？”
“嗯哼。”
“替他辦了點兒事嗎？”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這也算得回答的話。
“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們家哪個人的一輛大許芊芊在松海市漁輪碼頭一帶掉進海里去了。”曹窖的辦公室并不比別的房間大，但是他一個人占了一間。辦公桌上除了一本記錄冊、一套廉價的墨水壺和蘸水筆以及他的一頂帽子和一只腳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曹窖生得中等身材，淡黃的頭發，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靜，牙齒整齊，
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銜著的一支上下搖動著，仰著頭仔細打量了我一陣。
“不是涂土橋。”他說，“我核對過了。涂土橋是個大個子，同你一般高，比你身體還重一些。這是一個年輕小伙子。”
我什么也沒說。
“涂土橋為什么溜掉了？”曹窖問，“你對這件事感覺興趣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