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興安嶺林區的一個小山村，能活下來，實屬僥幸。
那是一人超生，全村結扎的年代，一家一個孩兒，誰也不能超生，要是不小心懷了想生，那就得扒房牽牛，就差一命換一命了。
生過一個孩兒的孕齡婦女必須得上避孕環。
什么？
不想上環？
那婦聯主任天天去家里，朝九晚五，風雨無阻，除非家里的老爺們揮刀自宮，斷了性生活的念頭。
即使這樣，婦聯主任也要瞪眼睛盯著，生怕小媳婦出去搞破鞋。
要是想再生一個怎么辦？
那就躲唄，只要不被發現，生出來交罰款就行了。
九十年代初，農民年收入不過千元，罰款八千一萬，絕對是一個要命的天價。
要不是怕審核過不了，我非要給來上一段含媽量不低于95%的小作文。
大概是這個原因，我從有記憶起，便是孤身一個人。
估計是誰家交不起罰款，把我扔了。
我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廟，沒有窗戶，冬冷夏熱，好在那邊人信佛，經常上供，咱能混口吃的。
等我懂事了，我去找過村支書，問問能不能給我找個地方住，進福利院啥的也行，村支書讓我去找村里的婦聯主任，我他娘的還真去了。
婦聯主任就問我一句話：“你是娘們嗎？找支書去。”
要是國足有這能力，早他娘的進世界杯了。
好在村里人對我還行，有事沒事給我送點吃的，土豆地瓜大苞米，餑餑餅干粘豆包，吃的倒是挺好。
咱講話的，尋常老百姓吃啥呀？
我比較早熟，七八歲就開始撿廢鐵賣錢，十一二歲的時候，附近幾個村子修電路，我沒事過去偷點鐵賣錢，小打小鬧，也沒人管，那段時間我過得還挺逍遙。
說到早熟，一個是環境因素，一個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那個年代的農村，性一直是一個壓抑的話題，別看茶余飯后的村民最喜歡談論誰家媳婦搞破鞋，誰家老爺們在外面養小三啥的。
但對于孩子來講，性就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不過有一點特殊，那便是避孕套滿天飛。
那時候村里都發放免費的避孕套，我清晰地記得是黃色的包裝，上面還注明天然乳膠。
那玩意為啥能滿天飛？
因為物資匱乏啊，小孩沒啥玩具，有的大人為了哄孩子，吹個那玩意當氣球，更有甚者給拴了一根繩，當成風箏玩。
還有一點，當時電視臺也缺德，沒事就播放亂七八糟的廣告。
要么是重振男人雄風的神藥，廣告詞的度數挺高的，說什么老王頭子吃了什么大力丸，那是真有勁。
要么是怎么穿都挺拔的緊身瘦身衣，那大胸，滋滋滋……
后來vcd走進了普通家庭，村里小伙伴也用零用錢租點光盤看。
即使生在山區，也抵擋不了我們對外面世界的渴望，我們想知道東京的天氣熱不熱，想知道加勒比海的顏色深不深，更想知道一本道究竟是什么道。
根據經驗而定，越是農忙時節，音像店的生意越好。
所以，我的早熟，一方面是環境原因，一方面是個人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