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昌猷明白，陳光良說的是實話，當即說道：“那我考慮一晚上，明日再給您答復。”
陳光良點點頭，說道：“這是我的秘書郭德明，后面有事，你也可以和談！”
“郭秘書我認識，好，那你留步。”
待潘昌猷離開后，郭德明說道：“這100萬美元確實不貴，就看誰能最快拿出那么多的黃金和美元。”
陳光良點點頭，說道：“是這個理，不過他做豬鬃生意的，美元和黃金都應該都很充足。”
這幾年，陳光良在大后方賺的錢，基本也是捐出去和養工人、屬下，但在后方的財富，還是增加至150萬美金的黃金、美元。
這150萬美金中，有100萬是一開始攢的（出售六座商業大廈、租金、來滬前的航運分紅、運輸隊回籠）；而后面的50萬美金，有一部分是在1942年長江地產出售了部分租賃物業，以及長江地產的租金。
所以，他是真沒有從工廠里將利潤拿走，而是全部捐給基金會，以及照顧職工。
若是他賣掉制糖廠和酒精廠，手里就有250萬的美元和黃金、大洋，這些準備帶到香港去。
其它方面：
出售重慶新豐紡織廠及滬市一廠的地皮，所得資金用于重建滬市新豐二廠；
重慶維他奶工廠，直接準備搬遷至滬市；
重慶航運資產，賣掉的資金，用于遷廠和上千名員工及家屬的回遷費用；
重慶平安銀行的資金和重慶平安銀行大廈，則用于重慶香港和滬市的平安銀行
相比較新安制糖廠、酒精廠的讓人垂涎，新豐紡織廠的出售，卻遭遇壓價。
由于1942年11月開始，國民政府實行花紗布管制政策，五大紗廠深受束縛，1943年至1945年與1942年比較，雖然錠子設備在增長，但產量卻在減少，最后出現大落之勢：1945年產紗35433件，1943年產紗56468件，1945年比1943年減產38%。
五大紗廠生產萎縮可以看出花紗布管制的弊病，實行全面管制后，原棉由花紗布管制局統一收購，再分配與各紗廠使用。
僅新豐、豫豐、裕華、申新、沙市五廠每月需棉量達38000擔而局方收花工作混亂，再加上運輸艱難，每月運棉不過11000余擔，根本無力解決紗廠用花問題。
1944年原定收棉85萬擔，但年底僅收15萬擔，不及原計劃的1/5。
因原棉供應脫節，花紗布管制局強令各廠從1945年4月份起，按1944年12月全月產量數減產50%。
沙市廠到年底，連破舊棉花在內僅存500擔，剩下4000錠子運轉，晝夜僅八小時開機。
豫豐廠被限產后，渝廠月出棉紗536件，合川廠月出棉紗986件，到9月在又減產50%的情況下，減開單班，紗錠運轉時數也減一半。其總經理束云章驚呼：“水廠真是已到生死關頭，面臨危機了。”
如今戰爭結束，各項管控也必然結束，除新豐紡織廠準備出售外，其余四座工廠都打算留在后方。
但對于紡織業，川蜀本地財閥似乎不感興趣，或許是擔憂四大紡織廠的競爭力問題。
所以放出要出售‘重慶新豐紡織廠’后，僅豫豐紡織的總經理束云章（宋仔文親信）前來洽商，而價格僅肯給20萬美金，而且是法幣結算、分批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