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日，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見畢自嚴、董其昌，閣臣九卿一同與會。
這個變化，內閣大學士和九卿或許覺得沒有什么，他們參加常參會議已經有些習慣了。
但是剛剛進京的畢自嚴、董其昌，卻明顯感覺到，這件事相比之前的改變。
兩人明確認識到，京中傳言的九卿地位提高，并非只是空話。大學士和九卿在當今皇帝眼中，是一樣的地位。
這個發現，董其昌覺得沒什么，他今年七十三歲了，精力早已不濟，早就不抱升官做事的期望。來到京城是因為皇帝把袁可立起復，他要給老朋友支持。
畢自嚴卻心中振奮，知道自己將來很可能成為戶部尚書，成為朝堂重臣。
這種不同的心境，也和皇帝對他們的態度有關。
朱由檢對董其昌很是禮遇，先是正式任命他擔任吏部右侍郎，委任為逆案審判委員會委員，負責審判逆黨。
又以他的字好，任命他擔任日講官，教授自己書法。
總之，在明面上很是禮遇，實權卻沒有多少，明顯不夠重視。
就連理論上應該由吏部侍郎負責的專督考課磨勘，都沒有正式委任。
對畢自嚴就不一樣了，先是正式任命他擔任戶部左侍郎，又讓他在戶部右侍郎翟鳳翀、專督軍餉侍郎李起元、專督錢法侍郎董應舉進京前，負責相關事務——
可以說是把他實際上當成戶部尚書，把戶部的事情，完全交給他辦。
旁邊署理戶部尚書的郭允厚看到這種情況，心中有些黯然。戶部尚書這個九卿職位，他如何不想當下去。但是對大明的財政狀況，他實在沒有辦法。只能退位讓賢，從戶部尚書上離任。
好在皇帝理解他的難處，沒有過多苛責。讓他擔任專督倉場侍郎，明顯還要使用。
只是由戶部尚書降為侍郎，郭允厚覺得實在有點尷尬，感覺有些難以面對以前的下屬官員。想提出換個部門，卻又怕觸怒皇帝——
能夠繼續任職已是開恩，他還想挑挑揀揀，那是什么道理？
不知道郭允厚的心事，朱由檢讓他介紹當前大明的財政狀況，詢問畢自嚴有什么辦法。
畢自嚴知道皇帝用自己的目的，進京的路上就一直思考這件事。聽到郭允厚的介紹后，立刻就上陳道：
“臣以為理財之要，在于收支平衡。”
“正供不足，取之加派；加派不足，取之捐助，又取之優免、工食等項。”
“長期如此，必然積弊叢生。”
朱由檢撫掌贊嘆，感覺說到了心里。
財政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收支平衡嗎？
正稅收不上來，附加稅定得再多也是白搭。而且向能收稅的地方加稅，那是在殺雞取卵、竭澤而漁。
理財的基礎，就是要把稅收上來。不能讓地方肆意拖欠，不給朝廷繳稅。
但是在傳統上，催收租稅又被視為惡政，不被文官提倡。
萬歷年間的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曾說：“臣以催科為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
曾經擔任縣令的公安派文人江盈科，還寫過《催科》一文，開頭就說：“為令之難，難于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
官員都是這個認識，地方拖欠稅收，那就更是常事。甚至他們都不會受到懲罰，而是會有賢名。
例如江盈科，常因催科不力而遭“長官詈罵”，但是在擔任縣令期間，卻是賢名遠播。后來升任吏部主事，被揭發“征賦不及格”后，也只是改任大理寺正。之后還升任戶部員外郎，擔任理財官員。
這樣一個風氣和制度下，哪個官員會盡力催科、滿額收繳賦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