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剛送來的，寄信人是在全國優秀中篇獎授獎儀式上認識的陸文甫。
授獎儀式后，林朝陽請那些獲獎作家們吃了頓飯，他的手藝贏得了眾人的一致好評。
前段時間，劉昕武來找林朝陽幫《渴望生活》寫個序，還提到了陸文甫，不知道這次來信是有什么事。
“朝陽文兄：展信佳。前幾日收到昕武的來信，說待我下次進京，你要隆重款待一番，上次招待之情尚未答謝，實在是不勝感激。
想來想去，不知禮尚往來該回些什么。本想給你寄點茶，又想到仲春已過，不是時候，明年開春定當送上二斤新炒的碧螺春給你品品。
……”
陸文甫身上有傳統文人的風氣，深刻的貫徹進了他的為人處事之中，他在信里聊了請客吃飯和送茶的事，然后才說了這次寫信的目的。
原來是三月末那次請客吃飯讓他有了點靈感，他本人也愛好美食，想寫一部關于美食的。
寫美食當然不能只寫美食，其中必然要涉及到社會變遷、歷史發展和人性脈搏，林朝陽既懂，又懂美食，所以有了這個想法之后陸文甫便想來信與林朝陽交流交流。
看完陸文甫關于的設計和想法，林朝陽立刻聯想到他最為人所知的代表作《美食家》。
《美食家》是一部中篇，的時間線貫穿了解放前到改革開放之后，但并不是那種反應歷史斗爭的鴻篇巨制，反而是從細微處入手。主角朱自冶一生忙著的就是如何吃，如何讓自己吃的稱心如意。
舊社會他能靠著祖產過的有滋有味，因為不抽鴉片、不賭博、不嫖娼，只對美食情有獨鐘，反倒讓他在嗡嗡嗡中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
改革開放后，時代變化，朱自冶竟然從一個渾渾噩噩的吃客變成了社會名流美食家。
這篇表面上大講“吃經”的，在一大堆有關吃喝的有聲有色的描繪中卻隱藏著非常深刻的思想主題，展現了人性的多變、歷史變遷和社會發展。
發表之后便迅速受到了文學界的好評，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陸文甫在信中描述的情節，與林朝陽讀過的《美食家》有許多相像之處，想來應該是同一部了。
林朝陽沒想到一頓飯竟然能讓陸文甫提前寫出了代表作，他心情愉悅的給陸文甫回了封信，在信中肯定了他的想法，鼓勵陸文甫一定要將這部寫出來。
又過了兩天，燕京各大高校的期末考試陸續結束，陶玉書、陶玉墨兩姐妹沒了學習任務，家里的氣氛也輕松了下來。
陶玉墨規劃著準備趁著這個暑假去一趟北戴河，林朝陽問：“看樣子沒少攢錢啊？”
陶玉墨立刻警惕的看了他一眼，好像護食的小松鼠，“沒攢多少錢。”
“跟你姐一樣財迷。”
“你信不信我告訴我姐？”
“你個小叛徒！還想不想賺錢了？”
聽到林朝陽的話，陶玉墨的眼睛亮了，“又有信了？”
今年一月，《梵高之死》在《當代》以專號的形式發表，發表后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發表的當期《當代》最終銷量達到了115萬份。
單純從數字來說，《人民文學》《收獲》等文學雜志時不時銷量也能破百萬份，但這期《當代》的不同之處是在于，雜志原本的銷量基礎并不高。
《當代》1979年創刊，第一期銷量7萬份，第二期13萬份，銷量漲幅平穩，但跟其他知名文學雜志比起來還有很大的差距。
80年《當代》發表林朝陽的《賴子的夏天》，銷量一舉突破50萬份，此后雜志銷量就一直徘徊在三五十萬份之間。
近幾年文學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當代》創刊一年就有如此成績，固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問題是，這份刊物背靠的是人文社這個龐然大物，自籌備之日起，《當代》對標的便是《人民文學》和《收獲》這樣的頂尖文學雜志。
這樣的成績，終究是差了兩者不止一籌。
別說是跟《人民文學》和《收獲》比了，就是與同在燕京的《十月》和《燕京文學》相比也略顯遜色。
《十月》可是創刊號就賣出了55萬份，《燕京文學》影響力不如一線文學雜志，但雜志銷量一向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