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說，歌德是德國文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第一人”。至于，《歡樂頌》的詞作者，歌德的摯友席勒，也被公認為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于歌德的偉大作家。
歷史上的歌德與席勒屬于德國文壇上，數一數二的人物，與此同時，他們也是“狂飆突進運動”（德國文學解放運動）的核心代表人物。
同樣的，兩人也是年少成名，這其中，歌德早期代表作就是家喻戶曉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而席勒的處女成名作是《強盜》。
至于“狂飆突進”這個名稱，象征著一種力量，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它得名于德國劇作家克林格爾，在1776年出版的一部同名悲劇《狂飆突進》。
兩人不同的，歌德不僅比席勒大10歲，而且出生于優渥的家庭，父親是帝國議會的議員。所以歌德自小就接受藝術的熏陶，一貫被情所傷的他從沒有缺錢的經歷。
至于席勒，家庭條件就差多了，屬于典型的“中下貧農”出身，以至于，年幼的他不得不進入斯圖加特的軍校學習軍醫，因為這樣可以免除學費，還有生活補助等。
不過，席勒的情事要比“老大哥”更成功。那是他在數年前，娶了家庭富有的姐妹花，直到三人花光了全部家產前，席勒依然是比歌德“性福”的。
而之后，帶著妻子和小姨子的席勒為了生計，唯有舔著臉，以極其謙恭的語氣，寫了一份信，懇求魏瑪公國樞密院大臣的歌德，為自己介紹一份好工作。席勒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嘲諷歌德“不過是一只高傲的孔雀”。
很快的，歌德在回信中說，他以萬分欣喜、非常高興的心情愿意的邀請席勒來魏瑪，加入他與老師赫爾德正在倡導的文化與教育事業。
只是隨之而來的，是魏瑪國內保守勢力的堅持反對。因為席勒曾經公開謳歌過法國大革-命，還借助小說《強盜》譴責了德意志貴族。不得不說在這方面，席勒比起赫爾德還要激進三分。
這一期間的1792年，法國國民公會曾在歐美范圍內遴選同情支持革-命的杰出人士，授予其“共和國榮譽公民”稱號，席勒憑借反貴族專制的名劇《強盜》成為其中一員。
而作為魏瑪統治階層中的一位，享受著優渥生活的歌德屬于舊秩序的維護者和舊制度的捍衛者，他本人自然是不贊成，乃至是反對法國大革-命。那是他憎惡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主張通過政治協商實現社會改良和進步。
在歌德看來，這場所謂的大革-命根本無法解決“人壓迫人的局面”，其結果不僅不能推動社會進步，反而會破壞“原有美好的東西”，造成禮樂崩壞，甚至是人類歷史的倒退。
鑒于此事的影響，魏瑪公爵最終拒絕給予席勒一個政-府官員的職務，但他也沒干涉身為大學總監的歌德，為席勒在耶拿大學里尋了個歷史學教授的職位。
然而，教授歷史學的席勒，其年薪僅有區區200勒塔，這個薪資對于一個普通的中產者或許足夠了。但要維系席勒一家三口（他本人，老婆與小姨子）的日常開銷，至少需要1000勒塔。
很快的，席勒又開始在領導兼朋友的歌德的耳邊絮絮叨叨，其目的想要給自己加工資，因為現如今的生活根本入不敷支。以至于席勒不得不靠寫作，賺取稿費來維持生活。
最終，丹麥攝政王儲在了解席勒的窘境后，主動向席勒提供了三年的贊助，每年1000塔勒（約2千法郎），這才解決了燃眉之急。
數周前，三年期限已到，丹麥攝政王儲對席勒的贊助也隨之中止。歌德原以為喜好“三人行”的那位老朋友，會再度找自己哭窮。
怎料，等到樞密院大臣從柏林，參加完普魯士新王威廉三世的登基大典，重新回到魏瑪的時候，席勒就向歌德遞交了一份辭職信。
那是席勒接受了巴黎索邦大學（現如今的巴黎第一大學）的邀請，去那里擔當一年薪資不低于4千法郎的文學教授。
此外，法蘭西文學院還準備授予席勒“外籍院士”的稱號。如果后者愿意在巴黎定居，每年不僅有6千法郎的院士補助，法蘭西政-府還將為席勒一家在市中心，免費提供一套寬敞明亮的公寓。
一年最基本的收入就是1萬法郎，約為5千塔勒，相當于席勒在魏瑪（耶拿大學）擔當歷史學教授收入的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