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里，顧傾城的眼神變得更加銳利：“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項指控都必須有確鑿無疑的證據作為支撐，而不是靠無端的猜測和牽強的關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無辜的人，因為一些尚未明確的疑點，就遭受不公正的對待。因此，我懇請法庭能夠全面、客觀地審視本案，不要被表象所誤導，還我的當事人黨志軍一個公正的裁決。”
在這劍拔弩張的庭審現場，剛剛顧傾城條理清晰的發言落下后，公訴人即刻站起身來，神色嚴肅且目光灼灼。他微微瞇起雙眼，眼神中透著不容置疑的審視，清了清嗓子，聲音洪亮且擲地有聲地提出：“顧律師所言雖看似有理有據，但諸多觀點仍缺乏足夠的事實支撐。就拿您剛才提到王佳佳法官的精神狀態來說，截至目前，并沒有任何確切的醫學診斷證明她在事發前已處于精神異常的狀態。僅僅憑借一些所謂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困擾，就試圖淡化黨志軍與這起事件的關聯性，實在難以服眾。再者，王佳佳法官隨身攜帶刀具這一行為本身就極為反常。即便退一萬步講，假設她真的是出于自我保護目的攜帶刀具，可為何偏偏在與黨志軍交談之后就發生了自傷行為？這時間節點上的高度吻合，難道僅僅只是巧合？而且，據在場證人的部分證詞顯示，黨志軍與王佳佳法官交談時，神情顯得十分激動，甚至有一些肢體動作。這又該如何解釋？我方認為，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環環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指向黨志軍與王佳佳法官的自傷行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顧律師若要為其辯護，還需拿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據和觀點才行。”公訴人說完，目光緊緊地盯著顧傾城，仿佛要從她的表情中提前預判這場交鋒的走向，整個法庭再次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在等待著顧傾城接下來的回應。
只聽顧傾城不慌不忙地說道：“公訴人方才的陳述，看似邏輯嚴密，實則漏洞百出。首先，關于您強調的缺乏王佳佳法官精神狀態的醫學診斷證明這一點，我想提醒您，醫學診斷并非判斷一個人精神狀態的唯一標準。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在承受巨大壓力時，并不會主動尋求醫學干預，他們的痛苦和掙扎往往隱藏在內心深處，旁人難以察覺。王佳佳法官長期身處司法工作的高壓環境之中，面對紛繁復雜的案件和各種人際關系的糾葛，其內心的疲憊和負擔早已日積月累。這些無形的壓力，足以對她的精神狀態產生深遠的影響，即使沒有醫學診斷，也不能忽視這種潛在的可能性。
至于王佳佳法官隨身攜帶刀具與自傷行為之間的關聯，公訴人似乎過于牽強附會。正如我之前所說，在當今社會，人們出于各種原因攜帶一些自衛工具并不罕見。王佳佳法官作為一名司法工作者，在執行公務或日常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一些不可預見的危險情況，攜帶刀具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是完全合理的。而她的自傷行為，更多的是源于其內心深處的矛盾和痛苦，這與黨志軍的交談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我們不能因為兩件事情在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就簡單地認定它們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這是一種典型的邏輯謬誤。
關于您提到的黨志軍在交談時神情激動并有肢體動作這一點，我想說，這并不能成為指控他的有力證據。在正常的人際交往中，人們在討論某些重要問題或者情緒激動時，出現一些較為強烈的表情和肢體動作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這只能說明當時的交談氛圍比較熱烈，并不能由此推斷出黨志軍對王佳佳法官的自傷行為負有責任。
事實上，我們應該從更全面、更客觀的角度去審視這起事件。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黨志軍與王佳佳法官的自傷行為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之前，我們不能輕易地對他進行定罪。法律是公正的，它要求我們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不是憑借主觀臆斷和片面的證據來給一個人定罪量刑。”
顧傾城說完，微微停頓了一下，目光堅定地掃視了一遍法庭，然后繼續說道：“我相信，隨著調查的深入，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我的當事人黨志軍是無辜的，他不應承受這無端的指責和冤屈。”
唐青檸神色肅穆，敲響法槌后，聲音清晰有力地說道：“經過對控辯雙方觀點及證據的審慎考量，本庭做出如下決定。目前現有證據鏈并不完整，公訴方雖指出黨志軍行為與王佳佳法官自傷存在關聯，但所提供的證人證言等證據，多為間接證據，且對于黨志軍行為的攻擊性、脅迫性認定，缺乏足夠客觀且直接的證明。而辯護方提出的合理懷疑，諸如王佳佳法官可能因工作壓力導致精神狀態異常，以及攜帶刀具或許存在自我保護動機等觀點，雖未形成有效證據，但也揭示出案件存在其他可能性。基于疑罪從無的原則，在當前階段，無法判定黨志軍與王佳佳法官自傷行為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故不能認定黨志軍有罪，所以本庭宣布將被告人黨志軍無罪釋放，現在閉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