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下，這和我們的產業發展有直接的關系，當年為了推動產業發展，我們才制定了產業聯盟政策，給予其扶持與資助，也是我們的既定策略。”
sea的集成電路發展有著濃濃的本地特色，早在多年前，國際電子、pbc、長虹、飛躍等企業注組建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聯盟，與通商產業部，也就是科技與經貿政策部門合作，將50%的研發能力放在基礎技術研發上，基于基礎研究成果。
這些企業再各自研發自己的應用技術，這就好比蓋樓房，地基是企業與政府一起構建的，往上面堆多少層，每層怎么布局裝修就靠國際電子、pbc、長虹、飛躍等科技企業了。
其實，也就戰略上統一，戰術上的分散。
事實上，在過去的這些年里，正是靠著這一發展策略最終實現了sea集成電路產業的全面騰飛。
其實，其實這一套說白了，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作為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李毅安又怎么可能不知道這一優勢，不過，他當然也明白，這種體制的劣勢。
“集成電路產業不同于其它，我們不能一味的盯著扶持大企業，小企業也有他們的特點，比如先進內存系統公司，也就是ams公司，成功生產出了世界上第一款dram芯片，雖然它容量僅有1kb，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商用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
這種存儲器基于“mos型晶體管+電容結構”，具有能耗低、讀寫速度快且集成度高的特點。直到現在，我們的計算機內存、手機內存、顯卡內存等，都是基于dram技術。”
并不僅僅只是現在，哪怕就是未來，仍然也是如此。
“在ams公司在dram領域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它的競賽對手就進行了拆解仿制，通過逆向工程，研究dram的架構和工藝。后來，他們先后推出了2k和4kdram，這進一步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舉著ams公司首先研制dram芯片的例子，李毅安說道：
“在硅谷有很多這樣的初創企業，他們或者規模不大，甚至不在產業聯盟之內，但是，他們總有很多發展創新，在集成電路的制造上，我們需要大型的產業龍頭，但是在設計上，我們需要眾多的初創企業，我們需要的技術上的活力，而不是一味的扶持產業龍頭，甚至縱容其吞并小企業。”
李毅安之所以會提到這一點，實際上是因為日本給予的啟示。
在另一個世界，日本就是大企業與政府組成產業聯盟，通過行業的全力合作，讓日本的集成電路產業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在70年代末的幾年內，日本將年gdp的千分之三或者財政收入的百分之零點二五左右的資金投入到集成電路的研究制造之中，其中的40%都來自于政府產業政策的補助。
這也就是為什么日本芯片產業能在八零年代超越美國，全球無人能出其右的原因。
巔峰期日本存儲芯片全球占比達到80%，可謂是遙遙領先。八零年代末，日本芯片企業全球市占率53%，而美國只有37%。
后來那場海灣戰爭中，美國利用高科技電子設備對伊拉克精準打擊，當時日本企業家曾放言：如果沒有日本的半導體芯片支持，美國打不贏這場海灣戰爭。
因為，美國的飛機、導彈、雷達等武器中都有日本的芯片。
日本不僅強于芯片的制造與設計，在制造設備上也是遙遙領先的，當時最強的光刻機來自于日本的尼康與佳能公司，技術甚至超過了美國光刻設備鼻祖企業gca、perk-elr。
從這一點上來說，現在的sea與日本是極其相似的，都是靠著政府的高度重視，通過產業政策推動行業發展。
但是行至巔峰后，日本芯片的衰敗周期即將開啟。這并不僅僅只是因為美國的打壓，很多人都將日本芯片業衰退歸于美國的打壓，可事實上，日本芯片業從一開始就帶著“心臟病”——行業研究高度統一，缺少技術創新。
日本的芯片產業發達是建立在從美國引進技術的基礎上的，他們自身的技術創新更多的是在生產制造領域，而不是芯片的架構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