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是政府支持藝術片，大宇這兒是票房要過億才能給予獎勵。
像歐美進入國際影展就有物質獎勵，大宇恰恰相反。
姚明月在微博發聲請觀眾挺我之后，成了這出事件的“主演”，有人抨擊她的市場小算盤，有人唾棄她轉型就要有藝術家的姿態，竟然會去要票房。
藝術電影行業就不是一個掙錢的業態，這一點數數全國有幾個純正的藝術影院就能心知肚明。
如今的局面，就是《紅色記憶》的應得，搞藝術的就不要去想票房這樣的言論，在網上極多。
這樣的言論姚明月聽了，有些哭笑不得，不是我們向大盤里去競爭去圈錢，而是給嚴肅電影或者說劇情片基本的空間，《紅色記憶》是個市場電影啊。
也有人說，你根本不應該到市場上來，你就去電影節搞藝術唄，你干嘛來？
姚明月不服氣，誰規定一個劇情片就不能到市場上來，我也沒標榜我是一個實驗藝術，自己在辦公室里在家里看的東西，我也在國外賣，我怎么就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賣片了？
《紅色記憶》投資成本2000萬，宣發費用1100萬，海外市場雖然有售賣版權，但那是個長線的回收方式，以目前的國內市場成績來看，影片距離收回成本相當遙遠。
姚明月也困惑，花了那么多時間，精力以及投入的成本，現在的局面讓她覺得跟十年前沒什么不同。
“沒有證據證明我不行，就判了我死刑，還不讓申訴，說一下挺我，還成了撒嬌？我要的是尊嚴，是底線，不是大富大貴，我要的不是票房，只是成本。”群里，姚明月很不高興。
“別去網上吶喊了哈，會招來更多罵名，看看吧，有人說，瞧瞧同檔期的一些文藝片導演，票房也慘淡，他們也沒有出來發聲要票房，就你。”王子安安慰道。
黃廷飛也出現了：“頭疼，為什么大家要對嚴肅電影沒有生存空間的現象默認與理所當然，為什么就不能去吶喊？全世界嚴肅電影成功的案例很多，能獲得北美三千萬美元票房。”
“很多人覺得，市場經濟和觀眾選擇都沒有錯，我恰恰覺得大錯特錯。一來，我們的市場并不是真正的市場調控，有太多人為的不透明的因素。政策引導排片，擁有自身院線的電影投資公司在自家投資影片上的排片偏向，購買票房等等，暗流涌動的行業默認規則，并沒有給藝術片真正的生存空間。”
確實，市場過于在乎商品屬性，而丟掉了電影的文化屬性。
年輕一代的觀眾群體并不成熟，也沒有高度的影視鑒賞能力，在這個階段，觀眾需要被引導。
而一個人的聲音太微弱，大宇嚴肅電影的困局也不是一天兩天，但電影人往往立場模糊，只在自己身處困局的時候，才知道吶喊。
電影人要真正形成團結，否則，具備文化屬性的電影會越來越少。
“換個檔期，《紅色記憶》的票房會不會好？”譚勇也提出了一些網友的看法：“三月份淡季，那部叫什么名字的文藝影片了？拿下近7000萬的票房呢。”
他還想說，文藝片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則，沒有必要非要硬碰硬五一黃金檔，要在非黃金檔期打特色牌。
但他最終沒說出來。
姚明月發語音：“在這之前，影片去到威尼斯參賽展映，去浪漫之都……太多繁瑣的電影節工作，無法做到趁熱打鐵趕國內的賀歲檔，即便趕了，也是個死亡檔。無數國產大片競爭激烈，直到2月中旬結束。進入3月，《紅色記憶》也不敢裸上，要做一些前期宣傳，4月中又有大片，再往后又是暑期檔，往哪兒跑，好像都不合時宜。總是在躲，但總會撞上誰。選在五一檔，是覺得自己跟別的電影類型不沖突，總能差異化競爭。”
王子安：“《紅色記憶》跟三月份那部文藝片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人家是商業片的配置和格局，卻選了藝術電影的宣傳方式。而《紅色記憶》是嚴肅電影，卻走了商業片的推廣路線。《紅色記憶》應該按照嚴肅電影的方式做點映，然后擴大上映通過長線賺口碑。而《紅色記憶》選擇跑全國路演，在報紙上投買整版廣告，這是又耗錢又不得法的做法。”
王子安還說道，嚴肅電影需要大宇“頒獎季”推廣，與其被動等施舍，不如主動求探索。
大宇的電影市場還在快速發展，但紅利，嚴肅電影卻很少很少能撈著。
國外嚴肅電影風生水起，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有頒獎季。
大宇最糟糕的是沒有幾個頒獎季重視藝術片，少有鼓勵優秀藝術電影的各類協會和運動。
只有通過頒獎季的不斷發酵，才能激起觀眾對嚴肅電影的關注和認可。
小眾不是天生的，藝術電影讓大宇藝術片在世界的舞臺上有榮耀的身影，理應在國內市場獲得應得的禮遇。
藝術電影除了商業院線發行，也可主動地探索更多的生存渠道。
國內影院，電視版權，網絡付費點播……做好這些版塊工作，大體能滿足小成本電影的回收。
之后，只要能保本或掙錢，就能再次進入拍電影的環節中。
“藝術電影的片方要主動出擊，可以找一些切合自己電影氣質的機構，比如，電影資料館，高校的藝術院線，藝術電影聯盟，以及更多有志于進行推廣藝術電影的地方，做長線分賬的放映。藝術電影主流院線上映結束，還可以在這些渠道發光發熱。”王子安給姚明月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