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董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來掩飾自己的尷尬，杜林的態度讓他很受傷，并且他發現自己無話可說。就像杜林說的那樣，如果他們贏了，或者說能夠確保自己百分之百勝利，那么完全沒有必要坐在這里和杜林進行這場令人不愉快的談判，直接讓杜林交出手中的合約和專利就行了。可問題在于南方商業銀行法務部最后給出的答案是杜林的勝面更大——請記住代表了公平正義的法律的名言“決勝永遠都在法庭之外”。
在這場官司中帝國央行表現的過于強勢，為了讓杜林手中的專利失去效益，他們不僅把專利局告上了法庭，連帶著還把司法部告上了法庭了……，這是很愚蠢的表現，但同時又非常的高明。
愚蠢的地方在于他們過早的觸怒了司法部敏感的神經，這讓這場官司本身的立場就出現了偏差，加上杜林與馬格斯的私交，在面對如此龐大的市場與收益面前，杜林肯定會用認一個人情來請求馬格斯的幫助，那么在內閣、司法部同時作用下，這場官司中杜林的勝率就大大的得到了提高。并且，為了確保官方的正確性，以及社會對法律的尊重，至少央行狀告專利局和司法部的這場官司杜林不太可能會輸。
至于為什么說他們很聰明，那是因為央行一下子把局面完全鋪開把人們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來，整個社會，包括了聯邦那群天天在帝國內尋找熱鬧的記者和目光和國際上的目光都集中在這里，為了確保這三場官司不會成為帝國在國際上的笑話，各方面都會嚴格確保這三場官司的公正性，不會出現任何明顯的偏幫，直接對沖了來自馬格斯和司法部的風險，同時為自己爭取到了更多的勝算。
如果因為外部力量干擾了司法的公正，帝國的法律在國際上就臭大街了，這也是內閣不愿意看到的。尊重法律，就是尊重一個國家的尊嚴，這毫無疑問。
那么為什么南商行的法務部認為杜林的勝算更大？
原因很簡單，哪怕能夠保證三場官司都非常公正的執行下去，還有一個東西在尊重法律公正的前提下，能夠發揮超過法律的效益，那就是“政策”。
就算杜林輸了官司，內閣也完全可以推動一個新的政策把杜林從失敗的地方重新拉回來。國家制定的政策與法律的公正沒有任何過多邏輯上的關系，但偏偏又存在必然的關系，這就是安格里奧他們坐在這里的原因，他們需要獲得源頭上的力量，來自杜林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