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些，在內務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全是越權。
亞瑟離開蘇格蘭場之后，羅萬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時間逐一接管、重編、歸檔，每一次人事調動、每一次結構重建都像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蘇格蘭場內戰。
亞瑟當年親手提拔起來的那一批人里，有忠誠的，有聰明的，也有桀驁不馴、不合規范的。然而恰恰是后者，在亞瑟的調教下，成了“蘇格蘭場風格”的核心。恰恰是這些不合規范的家伙，最受一線警官的愛戴。
他們不拘泥于程序，卻總能破案。
他們不擅長寫報告，但每次街頭混戰卻都沖在最前。
他們脾氣火爆，語言粗魯，膽大妄為，但卻贏得了東區碼頭、北區集市、南岸工棚那些最難對付的工會線人們的信任。
羅萬不是不懂得欣賞亞瑟的天才創作。
正相反，他很欣賞亞瑟的那套系統：行動迅捷、情報通暢、判斷果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是雷霆萬鈞。
今年早些時候議會特別委員會對倫敦治安情況的調查報告中指出，自蘇格蘭場創建以來，倫敦地區因為盜竊、搶劫等犯罪行為損失的財物已從1829年的90萬鎊，下降到了1834年的2萬鎊。
這里面究竟有多少應該歸功于亞瑟·黑斯廷斯，羅萬心中有數。
但是，高效運轉、成果卓著的黑斯廷斯體系并不是一點缺陷都沒有。
作為蘇格蘭場的首任廳長，羅萬深刻的明白：如果一套體系離了一個人便轉不動了，那它百分百不是個好系統。
亞瑟留下的這套體系核心之處便在于，它是完全由亞瑟·黑斯廷斯的個人魅力與手腕凝聚起來的一套系統。
或許它確實很好用，或許它確實為倫敦的治安狀況貢獻了許多成果，但是這套系統只有亞瑟·黑斯廷斯一個人能使得動，他那群桀驁不馴的手下也只對他一個人負責。
為了根除亞瑟在蘇格蘭場的影響力，也為了能夠從內務部和治安法官的夾縫中贏得喘息之機，羅萬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心痛的決定。
黑斯廷斯派的老巢警務情報局和刑事犯罪偵查部先后遭到“大清洗”，調動、外派、降職，為了消除過去那種“黑斯廷斯主義”作風，羅萬拿出了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
每一份報告都必須按規定格式提交，每一次抓捕都必須經過上級審批，所有涉及案件的調查必須進入正式記錄系統，任何情報收集行動都不再依賴于私人信任和默契。
此舉雖然有效遏制了蘇格蘭場中不受控現象的蔓延，但同樣讓那些已經習慣了“靈活處理”的老警官感到不滿。
“當年黑斯廷斯警監在的時候……”這句話幾乎都快成為某些老警官教訓年輕警官的口頭禪了。
而去年發生的一起事件更是引爆了蘇格蘭場內部的不滿情緒。
去年警務情報局派遣一位名叫威廉·波配警官前去監視某個激進分子組織的集會，波配警官在集會上裝扮成了一位激進改革家。但很不幸，一位曾在警察局見過他的激進分子當場揭穿了他的偽裝。
然而，就是這么一件小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激進分子動員倫敦國際政治同盟要與蘇格蘭場開戰，并號召舉行抗議集會以抨擊波配的行為，要求政府嚴懲這位在蘇格蘭場深受信任的資深警官。
1833年5月13日清晨，在倫敦一個冷浴場的廢墟上，大約800人的激進分子舉行了集會。
當一份又一份煽動性演講逐一發表，參會者再也不能保持冷靜。
他們開始攻擊前來驅散人群的蘇格蘭場警察。
短棒、石頭、刀子甚至還有手槍的子彈，全都飛向了警察。
負責現場指揮的羅萬廳長當即決定動用了一支70人的鎮暴警隊前往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