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一再推薦下，莫斯科總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勉為其難的閱讀了那份果戈里的大作《小俄羅斯史》，并對這位女子學院教師的才華大為驚訝。
于是，他順理成章的向自己的堂弟莫斯科大學學監謝爾蓋戈利岑公爵推薦了這位俄國史學界的新秀，并推薦他出任莫斯科大學的世界史副教授。
只不過，果戈里貌似對這個職位并不滿意，雖然莫斯科大學的聲譽要遠遠超過基輔大學，但正如他說的那樣，他并不關心在哪所學校教書，只是一心想找個溫暖的地方治療他的痔瘡。
彼得堡的氣候他都忍受不了，而莫斯科的天氣顯然比彼得堡更糟糕。
至于奧加遼夫等人的案件，或許是由于赫爾岑聽到了那天亞瑟與舒賓斯基的對話，所以赫爾岑通過他的私人關系向警察局監牢里的奧加遼夫遞了話，讓他千萬不要聽信警察和憲兵的哄騙，無論如何都不能松口。
當然，實際上奧加遼夫也沒有什么可松口的，因為根據目前警察和憲兵們調查的結果，那場高聲頌唱侮辱沙皇尼古拉一世歌曲的宴會并沒有邀請他們。
那些真正參加了這場宴會的年輕人早就坐實了罪名，并且已經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軍團服役了。
如果按照蘇格蘭場的辦案流程，照理說，這案子理應畫上句號了。
但是，正如舒賓斯基上校先前預料的那樣，莫斯科憲兵司令沃爾科夫一心要把這案子辦成大規模團體事件，以便踩在這群年輕人的背上升官發財。
由于現在已經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亞瑟看在他為數不多的那點良心上，從舒賓斯基上校托關系借閱到了俄國的《警察條例》，那上面明文規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內，均有權獲知被捕原因，否則應即釋放。
但奧加遼夫呢，根據赫爾岑所說：“他為這案子已經坐了好幾個禮拜的監牢，然而，當他一問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長只會惡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還不清楚嗎哪兒還要特地跑來問我！’”
如果是在倫敦，這事情非常好解決，律師們非常喜歡接這種一眼就能打贏的案子。
案情清晰，證據充分。
因此，他們甚至用不著大價錢請什么知名律師，只要請迪斯雷利先生吃頓飯，拜托他短暫重回律師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這里不是英國而是俄國。
且不論兩個國家分屬于不同法系，俄國甚至沒有律師這一職業，行使律師職責的是被稱為‘起訴代表’的貴族和學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檢察官代為提起公訴。而不論是檢察官還是起訴代表，這些人從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飯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們會代理奧加遼夫被超期羈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視角看，奧加遼夫這回只能是自認倒霉，因為憲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變成升官的墊腳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于，憲兵司令沃爾科夫的副手舒賓斯基上校不久前從秘密渠道得到了一個很不幸的消息——沃爾科夫在寫給第三局局長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對舒賓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貶抑，并對他的個人野心大加批評。
最讓舒賓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爾科夫離任，他不打算推薦舒賓斯基接任莫斯科憲兵司令，而是建議從第一區空降一位憲兵司令過來。
根據小道消息，這位新任憲兵司令，要么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亞歷山大費奧多羅維奇戈利岑公爵，要么就是米哈伊爾尼基福羅維奇穆拉維約夫。
如果憲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賓斯基沒什么可抱怨的。
畢竟誰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勢力，誰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這個姓氏甚至比羅曼諾夫還要顯赫些。
舒賓斯基還沒有狂妄到與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維約夫
呵！
舒賓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維約夫這種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