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來到俄國以后，亞瑟發現卡拉姆津著作的含金量依然還在上升。
雖然無論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方派，都十分認可卡拉姆津在俄國文史圈子里的地位，但是從他們在報紙上展開的論戰來看，卡拉姆津明顯對斯拉夫派要更重要一點。
不論斯拉夫派搬出什么樣的論調和觀點，都離不開對卡拉姆津著作的引用。
尤其是那句——我們變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卻沒有成為俄羅斯公民，這個過錯是彼得的。
這句話單看沒什么問題，但是如果拿出來與西方派領袖波戈金的‘彼得大帝把俄羅斯變成了歐洲的一員，并開始為它贏得尊重’擺在一起，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引發一場罵戰。
不過排除開這些無聊的爭論，僅就學術成就而言，卡拉姆津無愧于泰斗身份。
如果沒有卡拉姆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古羅斯’的概念，甚至‘古羅斯’這個詞兒都是卡拉姆津提出來的。
每個人，甚至是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也開始讀起了她們國家的歷史。
按照普希金的說法：“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說卡拉姆津發現了古代俄羅斯，就像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一樣。”
尤其是1812年衛國戰爭勝利的背景下，更是引發了全社會對古代俄羅斯的興趣和驕傲。
而在卡拉姆津著作出版之前，許多在舊觀念影響下長大的俄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歷史始于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現在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遙遠的過去，去那里尋找他們國家意想不到的力量來源，于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從這一點上來說，卡拉姆津在俄國起到的作用，明顯要大于創作了《史記》的司馬遷，達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亞瑟敢下這個定論可不是無憑無據的，他的論證核心主要在于三點。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風和思想觀點都屬于溫和保守主義者，他們倆都無意反對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開明君主制。
第二，兩個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寫《春秋》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卡拉姆津創作《古代和近代俄國研究》，認為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專制統治是幾近完美的，指責現今沙皇執行的贊助政策以及斯佩蘭斯基改革帶來的官僚主義。
第三，二人都在學術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并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卡拉姆津是俄國語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說是俄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標桿，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著名詩人，教育大臣烏瓦羅夫、彼得堡科學院院長布魯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熱切的支持者。孔子那邊更是不用多說，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人，各個都是廟里供著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只是半步孔子，說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錯。
在這方面，他主要是吃了時代的虧。
同樣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圖、蘇格拉底，是亞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紀成為俄國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為，沙皇之于東正教，就如同奧斯曼蘇丹之于伊斯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