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亞瑟本以為雨果會以慷慨激昂的態度怒斥這位在歷史中備受批判的先生，但令他沒想到的是，在雨果的口中，基佐仿佛卻和書本上讀到的文字截然不同。
身為法蘭西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人物，雨果對于基佐的印象不僅不差，反而相當之好。
至少在1833年的雨果看來，基佐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基佐的外祖父在大革命時期是山岳黨人，曾經做過加爾省的一省之長，而他的祖父則是加爾文宗的地下牧師。不論是父系親屬還是母系親屬，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但這不代表基佐的童年很美好，在大革命時期，即便是這些上層家庭也總是處于動蕩之中。
基佐的父親由于被指控為吉倫特派分子，遭到了雅各賓派的逮捕。
基佐的外祖父或是出于自保，或是由于黨派成見，他不論女兒如何苦苦哀求，都不愿意出面解救女婿，而是眼睜睜的看著他在自己的轄區內被送上了斷頭臺。
為了擺脫這段悲傷的記憶，基佐的母親自此之后便帶著他和弟弟來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居住。在這里，基佐不僅學會了許多手藝，也學會了包括拉丁語、希臘語、德語、英語和意大利語在內的多種語言。
而童年的不幸和在日內瓦的學習經歷，最終讓基佐形成了如今的政治立場。
相較于那些極端保守的保王黨人來說，基佐是自由派。
而相較于那些與雅各賓派更接近的共和黨人來說，基佐又是保守派。
如果套用不列顛的視角來審視基佐，這位先生的立場應當介于威靈頓公爵與皮爾爵士之間，他是一個堅持君主立憲制的托利黨人。
而對于一個法蘭西人來說，最悲哀的立場莫過于基佐這樣的了。
他只能生存在共和派與保王黨的夾縫之中，哪一方都不會將他當作絕對的自己人看待。更糟糕的是，基佐也不主張暴力革命，而是喜歡溫和的漸進式改革。
對于法蘭西這樣一個動輒推加農炮上街的國家來說，基佐這樣的做法無異于把套在脖子上的繩子主動交給共和派與保王黨來掌握。
但這樣的立場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自從他1805年回國以后，18歲的基佐很快就憑借自己淵博的學識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脫穎而出，一本羅馬帝國興亡史使得他成了全法蘭西有口皆碑的歷史學家。
巴黎索邦大學的校長方丹甚至不惜親自上門邀請基佐來到索邦大學擔任近代史教授，而這一年，基佐不過才是個剛剛25歲的年輕人而已。
如果說25歲便春風得意的基佐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那就是他痛恨此時法蘭西帝國的皇帝拿破侖，他從不參與具體的政治活動，始終堅持自由主義者的身份，他花錢為自己免除兵役，逃避當時狂熱的軍事氣氛，更拒絕為皇帝唱贊歌。
而當拿破侖遜位以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巴黎加冕為王，為了拉攏當時國內的自由派文人，路易十八相當高明的將毫無根基的基佐提拔為了國務秘書，之后又更進一步的任命他為內務大臣。
而這個時候，入閣的基佐還不到30歲。
路易十八的理念與基佐相近，這位年輕時期便養成自由開明傾向的國王同樣是一個中間主義者。
他見識過哥哥路易十六被處決，侄子路易十七死于獄中，以及侄女瑪麗泰蕾茲的悲慘遭遇。大革命時期的種種激蕩使得路易十八深信法蘭西已經不能走回專制君主的老路了。
基佐在內閣期間，很好的執行了他與國王的共同理念，一方面，他肯定了大革命的很多重要原則，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堅決不允許復辟的貴族勢力對共和派進行反攻倒算。而另一方面，基佐又反對激進自由派對舊貴族毫不讓步的態度。
但正如前文所說，基佐縱然有著路易十八的支持，可是即便是路易十八本人也無法掌握好保王黨與共和派之間的天平。
1820年2月13日，王儲貝利公爵遇刺身亡，平衡終于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