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宗即位后756年，首先是從商貿上尋找補貼。
安史叛亂前，大唐的稅收主要針對農業，叫租庸調制，也就是對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稅，再對農戶收取“調”農產品稅，以麻布和絲綢為主，并征發每年二十天的“庸”勞役。
對商貿業，大唐朝廷一直采取開放的態度，商貿稅的稅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稅種。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貿非常發達，萬邦來朝，天下商賈八方云集，四海貨物琳瑯滿目。
在租庸調制的稅賦入不敷出之際，為了支付軍費，肅宗開始向商人征收重稅。
肅宗派遣御使鄭叔清前往未遭戰火的江淮、巴蜀地區，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財富稅，即率貸。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諸道的集市和道路關卡向商賈征收貿易稅，凡是一千錢以上的貨物都必須繳納。
然而，隨著戰事膠著，但對商賈的臨時性征稅仍然無法滿足龐大的軍費開支，朝廷必須另想辦法。
此時，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現在肅宗的視野里。
第五琦陳奏道:“現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時，然而軍隊強大戰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糧餉供給，而糧餉直接同賦稅掛鉤，賦稅多出于江淮一帶，倘若能授我一職，悉數將東南的錢財化作軍餉，立即支援函谷關、洛陽前線，只待陛下下令。”
肅宗聽后大喜，讓第五琦擔任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等要職。
江淮租庸使坐鎮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區，任務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尋找稅源，比如吳地的鹽、蜀地的麻和銅。
由于史思明率領的叛軍占領了運河樞紐，朝廷的物資無法通過運河和黃河運輸。
于是，在徐太傅的建議下，朝廷開辟了另外一條道路，保障財稅:從長江走漢水到襄陽，再從襄陽繼續走水路到漢中，從漢中再到鳳翔。
這條水路難度大，運力小，所以租庸使征收完畢，并不直接將鹽、麻和銅運送到朝廷，而是就地賣掉，換成土特產運輸到其他地方賣高價。
將鹽、麻和銅等換成土特產可以降低重量，既減少了運輸成本，又多賣了錢。
由此，江淮地區的賦稅終于征收到朝廷，保障朝廷的開銷用度和唐軍軍費。
然而，租庸使的出現又導致了另一個現象: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為主，各位官員各司其職，但皇帝由于臨時性的財稅需要，利用租庸使繞過了三省六部的官員直接辦事，就破壞了朝廷的日常運行制度。
原本默默無聞的第五琦憑借租庸使，一躍成為天子的紅人，手攬大權。其他中下層官吏有樣學樣，打著籌措錢餉的名目，攛掇著皇帝設置各式“使”職。比如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等等。
每一個使職都擁有著或大或小的權力，由皇帝直接授權，凌駕正式的朝廷官制體系之上，避開朝廷三省六部的約束和制衡。
由于這些使職主辦具體事務，時間一長，朝廷的權力反而轉移到了這些中下層官吏的手中，將朝廷正式官員晾在了一邊，造成了龐大的冗員和朝政效率的低下，進一步加劇了大唐帝國財政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