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怎么樣？”宋維揚問。
小賣部老板說：“以前的貨更好賣，但進貨不容易。現在進貨容易了，但賣不動。就說啤酒汽水，只有栽秧打谷的農忙時候才有人買，平時誰有那個閑錢糟蹋啊。”
宋維揚問：“以前農民就有錢了？”
“那是當然，”小賣部老板笑道，“八幾年的時候，農民最有錢。一畝地只交50斤谷子就夠了，那個時候交公糧積極得很，搶著貢獻給國家。交完公糧還剩下不少，可以賣給糧站換錢，這農民手里就有閑錢了。現在一畝地要交幾百斤谷子，賣給糧站還不給現錢，只給你打白條，農民上哪兒弄錢去？”
宋維揚問：“農稅這些具體是多少？”
小賣部老板道：“三提五統多得很，每年還不一樣，別說是我，估計鎮上的領導都搞不清楚有多少農稅。打個比方，以前土里長出100塊錢的糧食，有90塊錢都是農民的。現在嘛，農民自己能留二三十塊錢就該笑醒了。”
“除了土地呢？”宋維揚問。
小賣部老板說：“以前養豬是自己的，種樹是自己的。現在賣豬要收稅，砍樹賣也要收稅。最氣人的是村辦企業！”
宋維揚笑道：“你們村里還有企業啊。”
小賣部老板說：“十多年前辦的，大家都集資，這家10塊錢，那家20塊錢，有錢的就湊幾百塊錢。企業是大家的，賺到錢按股分配，過年的時候分錢特別熱鬧。后來不行了，企業不是大家的，是村里面的，整成了大鍋飯，賺到的錢還要被鎮上拿去一些。誰干啊？廠子就垮了唄。”
洪偉國解釋說：“村里的廠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產品賣不出去。”
宋維揚問：“以前產品都賣到什么地方？”
洪偉國說：“賣到附近的鄉鎮集市，顧客都是農民。后來農民手里沒閑錢，買產品的就少了。”
宋維揚默然不語，寥寥幾句話，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中國鄉鎮農村的市場崩潰。
中國農村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之后的十年是農村發展的黃金時代，并成為中國數千年歷史當中，農民收入最接近城里人的時代——空前絕后。
這十年間，農村、農民和農業推動中國經濟蒸蒸日上，農民糧食充裕，還搞起了無數鄉鎮和村辦企業。而那時國家財政雖不寬裕，但還不斷撥款新修水利，并幫助農村建設醫保體系和教育體系。
可到了1987年之后，財政分灶吃飯，事權下放，農村所有事情都由鄉鎮政府負責，連軍烈屬的費用，市以上財政都不撥錢了，實際的結果就轉移負擔給農民。農村包括修路、通電、電話、蓋學校都要靠農民集資，而農民出錢之后，這些東西的產權卻不是農民的。
接著又是94年稅改，地方政府沒錢，搞得市縣級別也從農民身上撈錢，農村負擔呈幾何倍提升。
農村，農民，似乎一下子被遺忘。
宋維揚想要搞這個論文的最初目的，是因為喜豐的產品只能賣到縣一級，村鎮市場的收益幾乎為零。他從那些數據中發現，中國農村的經濟是崩潰的，而此時有九億農民，這九億農民喪失購買力，還談什么拉動內需？
不調查沒有發言權，通過跟小賣部老板的一番交流，宋維揚發現，90年代的農村改革并沒有像他想象中那樣放緩，而是加速了！
農村改革的速度，遠遠超過城市改革和國企改革，只不過農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