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豬的錢，加上之前雜七雜八湊的錢，還是差了2000元，一家人一籌莫展。
“鳳玲，明天我去鎮上，到愛家、愛業家走一趟。”父親抽著2塊5一盒的白盒紅杉樹，沉思了半響，對母親說道。
“嗯，那你去吧，還帶點東西過去嗎？”母親問道。
第二天早上，父親讓母親把家里的秋收的白芋、鮮花生裝滿了兩個蛇皮袋，又把家里喂的蘆花雞下的蛋數了40個，放在鋪了厚厚一層麩皮的竹籃子里。
收拾妥當，父親就蹬著家里那輛棗紅色的三輪車上路了。
這一路，谷愛國想起了很多往事。
因為家里窮，看不起病，買不藥。一場瘧疾，便要了自己父親的命。
父親走時才三十歲，在萬般不舍中閉上了眼睛，留下這孤兒寡母四個人，如同凄風冷雨中的幾株冷堇、蒼白的蒲葦，任由這世界所有的狂風暴雨，朝他們劈頭蓋臉的傾瀉而來。
父親走時，谷愛國才6歲，開始有了懵懂的記憶。襁褓中的二弟谷愛業，才剛剛滿月，還在娘的懷里吃著奶。
母親是個目不識丁，裹著小腳的老實女人，兄弟三人嗷嗷待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期間，“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農村分配的基本原則和分配制度。
農村普遍采用評工記分，工分是生產隊里分配糧食和經濟的唯一依據。
工分是農民的命根子，生產隊全年的總收入都要以工分來分攤，工分多就多得。因此，工分是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
那時，一個男正勞動力一天10分工、女正勞動力8分工，其他勞動力的工分數依次減少。
谷愛國的家里由于人多勞力少，工分就少，年終分到的錢物也少，有幾年到年終還成為了透支戶。
那時候生產隊一個勞動日只分3、4角錢，算下來一個正勞動力的全年總收入只有100多元錢，扣除口糧和預支款，到年終分不到錢，而且還透支。
谷愛國漸漸長大，掙工分的欲望逐漸強烈。
有一天，學校提早放學，回家路上遇見生產隊長，谷愛國問：“隊長，有沒有小孩子干的活？”隊長回答說沒有，在谷愛國的苦苦哀求下，隊長又看了看田里剛挑出來的豬糞還沒有人撒，接著就要犁地，豬糞不撒不能犁田，于是，隊長讓谷愛國去田里鋤豬糞。谷愛國顧不上回家放書包，卷起褲腳管和袖子管，就下田干活了。
這是谷愛國首次勞動，下田一看，這塊田有近4畝，有40多擔豬糞分散在整個田里，谷愛國一個人撒，勞動量不小。
再說撒豬糞的活又臟又臭，其他人一般不愿意干。谷愛國管不了那么多了，臭就臭吧。他把一堆堆豬糞用雙手、又撈又撒，把豬糞均勻地撒到田里的每一處，汗流浹背也顧不得擦，也無法擦，因為兩手都是豬糞，怎么能擦臉上的汗？三個小時后，總算完成了撒豬糞。干完活連手都來不及洗，谷愛國就一屁股坐在田梗上，累得氣喘吁吁。
回到家里，坐在凳子上，谷愛國就不想站起來了。兩只手已經洗過很多次，可還是有股子濃濃地豬糞的味道。谷愛國心想著，勞動很累，但有工分，累就累一點吧。
第二天，谷愛國問母親：“昨天我撒豬糞，隊里記了幾分工分？”母親說：“給你記了一分工分。”“哇！只有一分。”谷愛國撓了撓頭，驚訝的吐了一下舌頭。
當年，年終分紅，核算下來一個勞動日只有3角5分錢，谷愛國那天撒豬糞的1分工分只有3分半錢，為家里只增加了這一點收入，真是杯水車薪。
谷愛國盼著自己快快長大，成為一個正勞動力，為家里掙更多工分，年終分紅，錢分得更多，能減輕母親身上的重擔，讓弟弟們都能吃上飽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