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架感言依照舊例，是要發一個的，這是沒有什么耐心的作者發的第一個上架感言，頗有些感慨，寫得有些許生疏還望見諒。
最近，越是讀書，就越發是覺得自己寫的其實狗屁不如，宛若是一些重復又重復的狗屁文章，簡直一文不值。
看似合理，實則全然如揩屁股的紙張一般無二，在此在此自己的無知而深表慚愧，對不起我又雙叒叕丟人了，并為這些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奮力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長達八年的前輩表示由衷的欽佩。
在長達八年的艱苦卓絕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我們一邊要防備日軍，一面又要防備頑固派和投降派的夾擊，即要主張自己的原則又不能破壞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可謂是夾縫中求生存，斗爭中求團結。
自1939年以來，日軍一再增兵，曾在華北屯軍60萬人，占日軍在華兵力的五分之二，并一再在華北發動數次十萬人以上的大掃蕩，對我根據地施行焦土政策、囚籠政策、三光政策，尤其是百團大戰之后的時期。
獸軍之暴行可謂罄竹難書，憑我一人之力難以言說，是非曲直，史書自有公論，勿需在下贅述。
關于經濟的發展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楊主任尚昆于1940年8月發表的《鞏固抗日根據地及其各種基本政策》中已經充分的指明，關于減租減息、發展工農業、發展教育的若干事項。
當時的環境比作者想象的還要惡劣好幾倍，人均不足一石五斗糧食的家庭占山西總人口的40%以上，完全失地的佃戶在31%，其中最可怕的是數之不盡的苛捐雜稅多達六百七八十項，雜稅居然比正稅還要高。
而關于牲畜養殖另可見于彭總于1940年9月25日-27日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第三條《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乙項第二則中就有這一方面的描述，依舊不過是照貓畫虎罷了。
不過發展工業這一方面我很自豪在沒有查看相關文件的情況下與這些老將軍的思路不謀而合，在這個文件中的第四條《晉冀豫邊區一九四一年經濟建設》中甲項關于工業生產建設中，而第一條提出的棉織品要自給自足，充分說明當時棉織品的匱乏，否則他不會將這一條放工業發展在第一位。
而羊毛織物雖然不如棉織物，不是中國傳統的衣物類型，就算是只漂洗一遍，也比連洗都不洗直接填進棉衣里還是要好的嘛。
另食鹽自給、煉鐵煉鋼、制藥、建設模范紗廠、制肥皂、火柴、造紙、開辦硫酸、酒精、硫磺廠亦可見于此項中。
當時他在乙項農業計劃中指出要一人養只雞，一戶養一頭豬，養兩只羊來改善民間財政，要求太岳區種植棉花50—60萬斤，軍隊種植10萬斤，并且要求旅以上生產供給自己四個月，團以下生產供給自己三個月，主要是糧食生產，在不適合生產糧食的地區，則熬鹽、喂豬、牧羊等均可，群眾團體、正府機關、學校、工廠，亦需要作出同樣計劃。
不過受限于彼時的環境，日軍在1941年內連續發動了三次大掃蕩，而未能如愿。
而在戰績這一方面，僅僅在1938—1940年五月為止，斃傷日軍六萬余人，偽軍兩萬余人，俘日軍數百人，偽軍一萬五千人，繳獲各種炮一百一十余門，輕重機器七百二十挺，步槍三萬八千多支，子彈九百多萬發，手榴彈萬余顆，瓦斯彈兩百余箱，摧毀汽車1200余輛，坦克裝甲車七十余輛，各種炮五十余門，收回電線二十余萬斤，破壞鐵路五千余里，公路五萬余里，繳獲軍用物資輜重不計其數。
擊斃日軍少將三人常岡寬治、水原、山口，中將兩人阿部規秀、小清河指揮官山村以及大將一人青威煙總司令松井大將。
而我軍傷亡總計也達到了九萬四千四百人，其中陣亡人數三萬六千六百零二人，負傷五萬七千八百三十八人次。
傷亡人數是常凱申給的定額的兩倍之多，如果算上1937年那就是三倍，而軍餉支出僅有總支出的8%，這是算上八路軍自籌的物資在內的。
言不盡情，詞不達意，上架后看我表現就是了。
如果想看看真是的歷史，作者推薦李再新著的《抗日烽火》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文獻選編——抗日時期》、《山西抗日戰爭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傳統革命故事》長江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