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的小院里，一群人在院子里圍坐著，這邊有王立的一個警衛班和陳部長的一個警衛班，還有曲萬里、張克為和一些文職干部30來個人，用了兩口從老鄉家借來的尺八大鍋，麻辣燙那邊煮著一點粉條、白菜、南瓜之類的素菜，至于肉，熬高湯剩下的肉被拿去給傷員吃了。
“陳部長你可要多吃點。”王立招呼道。
“那我可不會和你客氣的，我可是好長時間沒吃大米了。”陳部長望著噼里啪啦爆響的土灶，聞著那熟悉的味道：“再說了，就這么一頓，不吃個夠怎么能行？”
“延安現在怎么樣啊？同志們都很關心首長們的生活。”王立關心的問道。
“還行吧，也能半饑半飽糊弄過去。”陳部長并沒有說有多么困難。
“要是真這樣，你一個部長怎么會看著一鍋大米粥流口水啊。”王立知道有多苦延安太苦了。
前線戰士百團大戰的時候好歹還有兩毛五分錢的菜金，一天還能吃上750克的糧食，一天還能吃五錢的肉，三錢的油，由于他的存在，一個星期前線作戰的時候甚至還能吃一個蛋，傷員偶爾還能加餐，喝個奶吃點肉，可延安不一樣。
延安被日軍、果軍、閻錫山三路圍困，現在已經快連鹽都吃不上了，兩個人貼在一起坐下，仔細的看過后才發現，陳部長的眼鏡斷了一條腿，是拿著細麻線纏了起來，勉強繼續用的。
歷史上再過幾年，延安的日子會更苦，甚至一度被逼到了從糞坑里熬鹽的地步，就要被迫頓頓吃黑豆過活了，當時時任太岳兵團司令的陳更返回延安，見到了***，看見碾盤上只有黑豆的時候，差點眼淚沒掉下來，動容的說：“**啊，你們頓頓就靠吃黑豆過活啊。”
**指頭上夾著一根煙，拍了樂觀的說：“黑豆是有缺點，吃啦肚脹放屁屙不下大便，但總比沒得吃，餓的肚子……”說到這他拍了拍肚子說：“咕咕叫要好滴多。”又像是炫耀一般都說：“我們的戰士和老鄉學了一手，和混上米糠葉菜，做成芡芡飯，換換口味。”
對于生活上的艱苦和窘迫，他從不放在心上，即便當時他穿的衣服已經有了三十多個補丁，手肘、膝蓋、袖口領口更是補丁摞補丁，即便已經餓的營養不良渾身浮腫，中央軍委也從沒有向前線伸手要過哪怕是一粒米。
反而和陳更打趣的說：“我們風流瀟灑滴陳將軍，怎么倒像是個跑單幫滴咯。”
“同志們啊，吃飯前咱們唱個歌這么樣？”王立提議道。
“可以嘛，唱個新的吧，老是唱舊歌大家都聽膩了，我們的大才子在這里，不妨寫一個新歌嘛。”陳部長慫恿著說道，說完咽了口唾沫，太香了。
“我那會寫什么歌啊，不如就唱個《中國男兒》吧。”王立很喜歡這首歌，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里，這首歌是很多革命志士喜歡的歌曲，包括王立的偶像周先生也喜歡。
這首歌創作于1906年之前，那時候叫《學堂樂歌》，也有人叫他《中國男兒》，屬于典型的學堂體，學堂體是一個特殊時代的印記，他介于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這首歌由石更作詞，其生卒年不詳，由幸漢作曲，其也是生卒年不詳。
其詞曲大氣磅礴，輕快而又不失內涵，借用了許多的歷史典故，這個時候拿來唱是再合適不過了。
《中國男兒》本是一首填詞歌曲，原曲是日本小池友七作詞、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學生宿舍的舊吊桶》，初次發表于1901年3月出版的《中學唱歌》，是一首描寫學生生活的歌曲。
當年康梁主張法日本，學習西方文化，于是“廢科舉，辦新學”一時間蔚然成風，中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
這一時期新建的新學通稱為“學堂”。學堂里開設了“樂歌課”，教唱新的歌曲，稱之為“樂歌”。中國最早開設樂歌課大約在1904年。
后來，音樂界將這一時期學校的音樂課和所教唱的歌曲統稱為“學堂樂歌”。學堂樂歌基本上是填詞編曲性質的，曲調大部分來源于日本及歐美的流行歌曲，作曲的較少。《中國男兒》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雖然維新變法失敗了，可是這種學堂體的樂體和文體卻流傳了下來，并且成為了白話文的先驅者探索未來的一個墊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