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后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折》說：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余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許多帶口糧，于海壇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只是100萬兩。
據說占南宋歲入20%，即便考慮到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為什么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癢癢。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閩浙士紳并不愿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松。
這樣的情況，對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當然是分不開的。
清朝土地兼并歷朝歷代第一，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