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英國公府世代都與皇家關系很親近，世世代代下來，英國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然而，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于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過，稗復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虛竭。”
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進行海禁，壓制限止私人海貿，是為了將海貿官營化，收取其利，與漢代的鹽鐵官營一個性質。
宋元兩朝海貿極為發達，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稅、逃稅，貿易量巨大的同時，國家獲利甚少。
因此宋、元兩朝都曾嘗試過海禁，卻因為政府控制力不強而作罷，直到明朝，才具備實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過度重商，也導致大片良田種植經濟作物，限制了糧食最高產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萬，就因為人口飽和而爆發大型農民起義，以至于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