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利柄。”
朱祁鈺陷入了沉思之中，于謙的這番話并不難理解，控制其國家經濟命脈，在攻伐之時，突然給予重創，其國百姓逃亡，大軍再至，就更容易攻打了。
于謙總結性的說道：“綈重谷輕，齊滅魯國，就是這輕重之術，亦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者也。”
管仲經濟戰把魯國玩崩了，大明此時如同齊國一樣，可以利用經濟戰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敵人，然后以戰取勝。
“利柄輕重，好。”朱祁鈺不住的點頭。
于謙繼續說道：“襄王殿下觀察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他解釋了一個之前我們未曾解決的問題，鹽鐵議中，陛下曾經提到過谷租，藁稅，鄉部私求，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百姓為什么不肯種地呢？其實在蘇松一些地區，也出現了這種耕者不能半的情況。”
“襄王殿下說，一個農民如果不能收獲本錢的三倍收成，那么他就懶得種地，如果不能收獲本錢的兩倍收成，則百姓則會喪亂，稍有征斂，必然引起百姓暴亂和起事，如果人民暴亂之后還施之以刑罰，那就是殘殺百姓，即所謂的摲民。”
朱祁鈺自然看到了襄王的這段論述。
如果說蘇松地區富碩，百姓們不肯種地，但是在貴州，百姓也不肯種地，這就很奇怪，襄王在認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結論。
研究云貴百姓起事不斷，是襄王在云貴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約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蘇松地區是因為種地的勞動報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貴州等地方不肯種地，則是種了也沒用，沒啥收獲，稍微有點天災人禍，自然是起事不斷。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還要追罰，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丟了天下也活該。
襄王就是這么說的，他的利柄輕重論，可不是一味的讒言，而是有很多的規勸。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兒，襄王還是很敢說的。
也真的有這么干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臘起義之后，就開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殺令，要以殺止暴，最后失道天下，丟了江山。
于謙感慨萬千的說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無米（火亶）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輕重不調，無米（火亶）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這也是襄王表達的觀點，就是事有輕重，百姓起于阡陌喪亂，為上者應該考慮下是不是政策出了問題，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國之君了。
“有理。”朱祁鈺十分贊同朱瞻墡的觀點。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鈺將其過錯歸咎在了有司，最終將宋彰等人斬首示眾，佐以農莊法，恢復生產，還免了一年的正賦，讓百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候。
朱瞻墡、管子、于謙等人所言，朱祁鈺所做，其實都是這個道理。
于謙繼續說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他還在思忖計省存在的必要。”
“襄王的意思很明確，土地、人丁、常費、貨幣、鄉野、谷物，都要有統計，不懂得統計統籌，想要主持國家，是萬萬不可能的。”
“管子將其定義為山國軌，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
朱瞻墡的論點和管子的論述中多有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