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
四：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
二名是武榜眼；
三名是武探花。
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進士及第”資格。
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
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
揭榜后的流程也十分絢麗，大有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架勢。
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并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后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
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后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彩，上街夸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殿試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
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游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
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
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余全在兵部注冊授于守備等營職。
雍正以后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于文化課考試。
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于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
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
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于內場，于是干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亙’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武生自稱‘生’，則應于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
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試制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錄取名額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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