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高岳還得出個判斷：此次鹽法大壞，鹽利銳減，背后還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及東南各位鹽商、官吏的搗鬼。
皇帝將手抬起，示意高岳給各位大臣當面“抽絲剝繭”。
于是高岳便說起來。
這些事項，劉晏、蕭乂都詳細回復過他，故而他對大唐的鹽法問題認知還是很深刻的，自然不難識破李元平的花招。
“現在我唐在東南的鹽法出現了怪現象，那便是榷鹽價為三百五十文，市面價卻只為二百文，可鹽商還在其中牟取極大暴利，諸公可能感到奇怪，為什么鹽商買鹽的價錢遠遠高于賣鹽的價錢，還能有這么大的利潤？”
沒錯，高岳而后指出，這便是“虛估法”變質后的惡果。
鹽利這東西是怎么來的？說穿了，就是國家強制地將這種自然資源搞成專賣制，老百姓要吃鹽，就不得不掏錢給國家，如此構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間接稅。
流程大約是這樣的，國家設立院、監、場、亭等機構，把鹽的生產、販售、運輸、儲藏的環節都包攬下來。鹽這種東西，和田地出產的糧食不同，種糧食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人力、畜力、水力、種子、肥料等等，鹽要什么呢？海里湖里應有盡有，最多費個熬制成本，七算八算，唐朝一斗鹽的成本（也就是所謂的鹽本）是七文錢，再加上運輸的腳力錢，平均下來也就十文的本錢，唐朝每年海鹽產量，光是東南一地，就有六百多萬石之巨。
物以稀為貴嗎？不存在的，鹽利是完全脫離市場規律存在的，就好像現在的房價一樣（這條刪除）。
可當鹽從亭到了場榷賣時，一斗鹽的榷價，就變成了一百一十文錢，一下飛騰了足足十一倍。
鹽商們就按照榷場價，從國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價格把鹽給買下來，你必須從榷場買，不然就是“私鹽販子”，抓住要砍頭的。
然后鹽商就把鹽轉到市場賣給老百姓，每斗兩百錢，鹽商在中間賺了九十文錢，政府則是一百文錢，總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
大歷年間朝廷財政困難，什么都貴，特別是西北的邊軍每年春冬季節都要衣賜，可原本的衣料主產地，河朔割據了，河南則被戰爭摧殘得七零八落，朝廷的布帛衣料繼續要依仗東南——當時主掌國計的劉晏就搞了個虛估法來，規定鹽商在買鹽時，一半用錢來支付，一半必須用布帛來支付，為了提高鹽商給布帛的積極性，劉晏便說，布帛價錢固定為一匹四貫錢，而后用布帛換鹽，每一貫錢再往上抬二百錢。
中間的計算公式不難，但有點繁瑣，簡單地說，就是鹽商用布帛買鹽時，拿出一匹布來，就能賺取八百文錢。
這樣鹽商除去榷買和市賣間，每斗鹽固定賺取九十文錢外，還可從虛估法里賺取一部分，鹽商肥起來了；
朝廷呢，更是一本萬利賺翻了，劉晏時代，每年鹽利號稱有六百萬貫；
對老百姓來說，雖然是絕對無疑的被盤剝階層，可每斗二百文的價錢，也不算太貴，還能保證自己的食鹽攝入量。
不過應清楚地看到，劉晏這六百萬貫的鹽利并非純乎是錢，按照虛估法，一半即三百萬貫是錢或者輕貨，另一半三百萬貫則是布帛，按照大歷年間的物價，應是三百萬除四（一匹布四貫）即七十五萬匹。
這七十五萬匹布帛，就拿來賜給西北的邊軍，和防秋的關東方鎮兵，有效地增強了唐朝在最危機時刻，對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
原本如此持續下去，劉晏的鹽法對朝廷、鹽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可謂最完美的均衡。
那么為什么時至今日，軍國用度的支柱鹽利，居然淪為皇帝眼前這堆土絹、玳瑁、漆器這樣的貨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