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炎繼承王位，并逼曹奐下臺，正式建立西晉，號晉武帝，成了晉國的開國君主，建都洛陽，同時追尊司馬昭為文皇帝，追尊司馬懿為宣皇帝。
西晉滅亡，司馬炎創立晉國，被后人理解為順理成章的事，他的功績完全建立在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三代人的基礎上，一路走來水到渠成。后人也普遍認為司馬炎并無杰出才能，只能說命好，投對了胎。
司馬炎登基后，國家已經趨于穩定，不再有大的動亂，于是，司馬炎天真地認為江山從此就鞏固了，便撤銷邊防軍事，一心致力改善農田制，可他的天真幼稚最終給他帶來了惡果，出現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亂”。
從司馬懿到司馬炎，中國政治的變化，對于這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來說，同樣也有深深的影響，比如司馬昭時期，由于高度的政治壓迫，連續的文字獄，使當時的中國士人們，已經不敢再去輕易地談政治。
即使是歌功頌德，有時候也容易“馬屁拍在馬腿上”，因此，這時期的中國文學，更多的是以田園詩的興起等借物寓情的方式為主流。建安文學的豪邁大氣，瑰麗動人，到這時期基本上蕩然無存。
高度的政治壓迫，使士人們的政治熱情大大泯滅，關注的主流，早已經轉向了哲學、思想、鬼神等方面，大量這方面內容的作品日益流行了起來。
而到了司馬炎當政時期，雖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治高壓，但是這時期魏晉文學的消極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外加天下統一，經濟日益繁榮，士人集團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們的興趣，也轉向了逃避現實，及時行樂。
司馬炎的寬松，反而讓高度政治壓迫積累的士風流毒，在他當政時期迅速地發酵。
我們今天雖然津津樂道魏晉風度，但是毫不夸張地說，魏晉時代，是中國知識分子士風最萎靡的時代，敢于為國家擔當責任的知識階層越來越少，一個沒有人敢于擔當責任的國家，自然最終也變成一個不負責任的國家。
而說到西晉滅亡的導火索“八王之亂”，與司馬家族，尤其是司馬炎的統治政策分不開。
司馬炎采取的是優禮世家大族，尤其是豪門知識分子的政策，寒門知識分子與豪門知識分子在待遇上的落差日益增大，其結果就是諸多寒門知識分子選擇了另外一條出路：投身于許多王室的門下。
在當時西晉的各路王爺中，身邊都有不少寒門出身的知識分子幕僚，這些人提起西晉的世家大族，幾乎個個咬牙切齒。
在司馬炎死后，即位的晉惠帝無能，給了王爺們叛亂的機會，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就是那些被日益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們。司馬炎統治政策造成的士族與寒門知識分子的對立，成為了西晉滅亡的一大重要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