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良帶來的消息很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還是張軏等人暗中聯絡楊善，在朝中活動，想要迎回太上皇的消息。
“奴婢根據那人的證供，他們聯絡了不少朝臣，但是明確表示，會盡力營救太上皇的共有四位，分別是鴻臚寺卿楊善，右副都御使羅通，大理寺少卿薛瑄，太常寺少卿許彬。”
“這四人當中，楊善和英國公府交厚，許彬和定西侯府交厚，據查，二人還收了兩府的銀兩，以做聯絡其他大臣之用。”
聽了舒良的話，朱祁鈺皺緊了眉頭，感到有些棘手。
楊善和許彬，是錦衣衛早就查到的人，盧忠早就命人將他們嚴加監視起來，這些日子，他們的確見了不少人。
但是能夠確定被他們拉攏的朝臣不多，而且品階都不高。
真正讓朱祁鈺感到頭疼的，是羅通和薛瑄。
羅通之前是兵部郎中，土木一役的軍報到京之后，他被提拔為右副都御使，協同鎮守居庸關。
瓦剌一戰當中，雖然也先沒有打到居庸關，但是從頭到尾，居庸關收攏了大量四處關隘的百姓，因此保證了堅壁清野戰略的順利實施。
在邊境人心惶惶，邊將不戰而退的時候，是羅通當機立斷，將逃逸的邊將通通下獄，暫時穩定了居庸關一帶的軍心。
這些雖然不能算是戰功，但是也是功績，不能抹殺。
也就是說，他是這次瓦剌之戰當中，應當敘功的人，而且，他是于謙舉薦的人。
至于薛瑄，他雖然官職不高，而且在此戰當中，也沒立什么功勞。
但是，他在士林當中的評價很高！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個原因。
薛瑄的官職不高，但他本身，是朝中幾個少見的，專注于儒學的大宗師，他所開創的“河東之學”，被稱為大明的兩條文脈之一。
而另一條文脈，就是王陽明的“心學”。
在王陽明還未出世的幾十年中，薛瑄可堪稱是大明文壇執牛耳者，在整個文人當中威望很高。
雖然如今，他的整個體系還未形成，但是在士林當中的影響力已經非常大了。
薛瑄入仕之后，在都察院呆過一段時間，當監察御史，后來就被調到了大理寺。
讓他真正在士林當中打響名氣的，是他主審了王振的侄兒王山奸污錦衣衛軍官之妾的案子。
當時，正是王振權勢最盛之時，但是薛瑄頂著王振的壓力，在朝中為此案翻案。
雖然最后沒有成功，但是他先是被下詔獄，其后又被削職為民，在士林當中，贏得了一片贊譽。
被罷官之后，薛瑄四處講學，聚攏了不少的門人，理學宗師的名頭也漸漸傳開。
之后土木軍報傳來，薛瑄作為被王振迫害的官員之一，理所當然的被官復原職。
所以說，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最讓人頭疼的。
薛瑄和王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同一類人。
對于王文來說，他堅定的認為，土木一役的過錯，全都源于太上皇，所以太上皇一旦回來，對社稷江山有大危害。
但是對于薛瑄來說，他卻認為，禮法乃國之根基，君王乃社稷之本。
作為一個理學大宗師，禮法秩序，是他誓死捍衛的東西，所以他堅定的認為，必須要迎回太上皇。
這種人，其實最難對付。
他信念堅定，清廉律己，不畏權勢，也無心仕途，無論是威逼利誘，對于他來說，都沒有用處。
私德無暇，公務無錯，但是他卻不在自己的這一邊。
這種“忠臣”，對于現在的朱祁鈺來說，才是最讓人頭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