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資本和實業，即是骨肉相連相互支持，又是相互毒害，一旦嘗到了資本的甜頭，很少有人能安下心來，認認真真的做實業。
嘗過甜頭的沈復走上了一條以實業、技術為噱頭，非法融資為真實目的，或者說，靠著融資來實現企業發展的邪路。
三千塊錢就能入股，每一季度結算，年補償率達24%，比銀行當時的儲蓄利率高出一倍，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公開集資，永城公司半年之內席卷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到了93年初，一年多時間，永城公司集資額度已經超過了10個億，其中個人集資占據總額的93%。
但是這些錢，他用來做什么呢？
不是生產研發，而是擴大集資隊伍，先后設立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數千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花費數千萬進行公關，高價聘請數百個擔任過司局長的離休老干部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筑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系網。
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最終引起了國家最高層的關注，決策人意識到，如果“永城模式”被廣泛效仿，會形成一個龐大而畸形，并且缺乏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即直接影響國家金融管制政策，也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入非生產領域，廣大投資人權益受損。
今年年初，永城舉辦‘十億慶功酒會’的時候，收到了人民銀行的通報，要求其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已經膨脹的沈復此時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局勢認識，認為上到高層，中到上百位老干部，下到數十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具備了與國家博弈的能力，做出了兩個驚世駭俗的決定。
第一，當即宣布狀告人民銀行行長，索賠上億；
第二，宣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上半年，沈復、永城、集資，這三個字，幾乎占據了金融消息的半壁江山。
潘覺準備撰稿聲討沈復和永城。
對這件事的入手角度，潘覺有點迷茫。
現在聲討沈復的人很多，但是角度都差不多，主要就是說他違反國家政策；
也有支持他的聲音。
有那么一部分人認為，企業和政府不一樣，追逐利潤是商人的天性，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企業就可以用各種手段攫取利潤，政府不應該用行政手段干涉。
在改革開放，南巡之后這段時期，由于摸著石頭過河，各種聲音都存在，很多事沒有定論。
潘覺覺得要批判，就要從支持他的那些聲音入手批判，有理有據，千篇一律的扣大帽子、發戰斗檄文沒意思。
但這就需要很專業的知識了，對于經濟的理解，企業、企業家的理解，他遠不如梁一飛，所以想從梁一飛這里征求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