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蘇詠霖未來的道路規劃之中，是有解體宗族這一目標的，固然方法不一，但是目標是一定的。
唐末五代以來，世家大族主導的士族政治走向毀滅，原先社會基層的政治結構被毀滅，社會基層的出現了權力的真空。
北宋建立之后，儒家思想日漸走向屬于它的復興。
儒家思想從東漢白虎觀會議走向高峰之后，伴隨著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時代，就一直走下坡路，不復東漢時期的輝煌。
隋唐固然一統，但延續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局面，儒釋道三家并行，儒家思想并未完全成為主流。
直到宋，隨著軍事上的日益保守，宋帝國需要一種可以充分保障皇權地位的思想成為治國理政的主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完成了屬于它的復興，重新取回了國家憲法一樣的地位。
儒家文人們把三綱五常粉刷一遍，重新請上舞臺。
在這套框架之下，一個超穩定社會結構誕生了。
縣以下的傳統社會結構之中，宗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相當程度上，宗族才是地方上真正的基層管理者。
出于交通、行政成本和維穩成本等方方面面的考慮，封建統治者并不抗拒和傳統宗族分享地方上的基層權力。
皇帝是天下人的宗主，家主是宗族的宗主，丈夫是家庭的宗主。
在各自的框架內，他們都擁有其他官員、宗族成員、家庭成員不可置疑的權力。
如果有人質疑，那么既得利益者就會正大光明的動用法律、族規、家法來懲戒叛逆者，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無數個家庭家庭組成宗族，無數個宗族組成國家，一環套著一環，一個社會每個階層都有人可以享受到三綱五常帶來的好處。
哪怕是個窮鬼，對自己的家人都有處置的權力，妻子孩子是不能違抗他的。
超穩定社會結構由此形成，且在極大的層面上降低了封建帝國對基層治理的成本。
因為所有三綱五常制度下的受益者都會不自覺地維護這一套制度。
而正是在宋朝，這一套制度又一次發揚光大，社會穩定性較之前朝前所未有的增強，維持穩定的力量空前增強，極大的削減了宋廷的統治成本和維穩成本。
不需要把政權無限度的下移，不需要無限度的增加官吏開支，靠著統一的思想和三綱五常，宋廷也可以達到維持地方穩定的目標。
而宗族就是這一重要的介于平民和官府之間的維穩機構。
帝國財政從來不會多么寬裕，諸多支出項目之中，也只有養官的費用可以稍微馬虎一點，能在這方面削減開支，統治者如何會反對呢？
這當然也無形之中增加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力量擴張，形成了官府和宗族共享權力的基層生態。
只是這一生態固然幫助帝國維持了穩定，削減了行政開支，但是也會在其他地方把這一紅利給收回去。
從來沒有兩全的事情，統治者做判斷的時候，經常會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判斷。
這件事情也一樣。
宗族降低了朝廷的統治成本和難度，幫助朝廷付出了統治成本和維穩成本，那么這個成本難道就是白送給朝廷的嗎？
難道宗族是個慈善機構，免費為朝廷管理地方還要贈送賦稅和動員水平嗎？
當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