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年，征丈夫一萬，修道路于巴蜀。
巴蜀之地，山路崎嶇，多有蟲蛇瘴氣，進出皆是不易之事。
這種不易，體現在具體的事務上，便是運送物資難度大，政令傳達不便，以及中央對于地方的掌控程度不足。
別的事情，嬴政是可以忍受的，但唯獨，唯獨掌控程度差這一條他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所以這一點需要改變。
而改變的方法就是修路。
一旦道路修好，那么嬴政的意志便可以像在咸陽一樣，暢行無阻。
在刻意的傳播之下，這消息很快傳遍天下。
李斯實際上并不覺得這個時候修路有什么太重大的戰略意義，不過他只是觀望。
因為猜不透、看不懂的事情太多，所以對于這件事情，他同樣不發表任何意見。
在寄給荀況的信中，李斯只將自己所經行所遭遇講明。
荀況，或者說，不只是荀況。
荀況門下的弟子，對于秦國這個國家，都是有很大的好感的。
儒家講求“禮”，而這所謂的“禮”，也沒有那么高大上，就是一點舊時代里貴族們才需要遵守的一些守則。
這樣的守則既規定了貴族的日常行為規范，又為社會秩序圈定了變動范圍，將階級鎖死，保證貴族永遠是貴族，賤人永遠是賤人。
而這樣的講求，在一定意義上，其實就是更加簡陋的“法”的追求。
荀況此人，有過游學經歷，與人辯經極多，持劍與人講理的經驗也十分豐富，加上早年間沒有名氣的時候，自費游學，日子比較清貧，所以招收學生不少，有很多，是齊國、楚國的有錢卻出身極低，想要謀求一定社會地位的商賈子弟。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荀況的個人學問精進與他的思想轉變其實已經很悖離儒家。
這種悖離，不是完全的揚棄，而是在儒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荀況是承認“禮”應該改變的。
他覺得以前的世道里，“禮”或許有可以指導社會生產和人類世界運行的能力，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進步，“禮”這玩意兒，已經沒有那么好用了。
所以荀況的看法是“禮”應該進化，應該成長。
也就是，過去只需要貴族遵守“禮”，社會就能穩定運行，而現在，則需要讓貴族、賤人、庶人、野人全部都守新的“禮”。
唯有所有人都遵守這新的“禮”，社會才能像前人們杜撰出來的“三皇五帝文王攝政”時期那樣繼續平穩運行和發展。
而這個新的“禮”，就叫做，律法。
荀況的這個想法，以及他的各種言辭，大家其實不知道對不對，但是儒家自己內部自有一套評判的標準與前人的要求是否相同。
儒家前人們所追求的，是克己復“禮”。
什么道德，什么仁義，什么寬恕，在克己復“禮”面前，都要靠邊稍稍。
道德是手段，仁義是手段，寬恕也是手段，只有克己復“禮”，才是目的。
而達到了克己復“禮”，那么國家將可以繼續像傳說當中一樣平穩運行，社會不再動蕩，貴人的歸于貴人；賤人的，歸于貴人。
而“禮”的要求是什么？
“禮”的要求是貴賤的分野，是上下的厘定，是尊卑的對立，是等級的有序。
“禮”，只能屬于貴人！
這樣一看，荀況的對錯就很明白了。
荀況是錯的。
荀況是傻鳥。
儒家自己對于荀況的批判是自從荀況提出了他那悖逆前圣的要求的要求之后，就從未斷絕過的。
不過很可惜，再批判，他們在吵架辯經這件事情上，也很少有人能夠贏過荀況。
更別說是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