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中有種說法：新莽滅亡，天下紛亂，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五陵。
不信且看，那蜀中的白帝公孫述是茂陵人，成家政權雖然也起用了不少巴蜀士吏，但亦多有公孫述的姻親、故舊、宗族自五陵投奔，被公孫述重用。
至于魏國就更不必說了，第五倫家起于長陵，朝中諸如馬援、耿弇父子等文武群臣，泰半出身五陵豪貴輕俠。
除了被第五倫清洗奪地的那批土豪外，五陵少年積極投身新政權，或參軍入伍為軍官，或參加文官考試成郎。時人都覺得，這是五陵在漢代百年來厚積薄發的結果，好文禮的世家、游俠通奸的豪杰，只要愿意，文武兩途都有機會在魏國嶄露頭角。
然而五陵之一的安陵縣，偏偏有一位早早躋身朝堂，卻又中途辭官引退的人。
班彪已經從奉常官署辭職一年多了，一直將自己關在書房里，但這一載來，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除了劉子輿的“北漢”土崩瓦解外，曾經被班彪視為“正統”的涼州西漢政權也遭第五倫攻滅。坊間傳言說，孺子嬰被隗囂獻給了公孫述，連扶持孺子嬰的老劉歆都幡然悔悟，認為第五倫才是真命天子，故而只身來投，病故于洛陽……
作為一個鐵桿的復漢派，在現實中找不到寄托的情況下，班彪只能將自己的苦悶寄思于簡牘之上——他依然拒絕使用風行長安的紙張，對第五倫利用雕版印刷大批量炮制《漢德已盡》之類的文章散播天下，更嗤之以鼻，認為那都是沒有魂靈的呆板文字。
真正有靈魂的文字，只能出自于文士緩緩移動的筆觸中，一如班彪現在所做之事：他正在為修一本《續史記》做最后的準備。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年間后，因太史公病故，闕而不錄，后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且最記載了昭宣之事，至于元成哀平，乃至于王莽篡漢，鮮少涉及。”
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史學家，班彪當然要擔起拾遺補缺的重任來。
于是他依靠自己在魏國天祿閣上工作的便利，繼采前史遺事，又在鄉間旁貫異聞，如今資料初步完備，可以著手創作了。
但班彪非但看不起給史記作后續的褚少孫等輩，對司馬遷也頗有微詞，覺得太史公三觀有問題！
“司馬遷論大道則將黃老置于前，六經放于后。“
“序游俠則看輕處士，而對戰國奸雄大加贊賞。”
“還有這貨殖列傳，通篇崇勢利，羞賤貧，這天下熙熙攘攘，難道不是圣人帝王一手備物致用，方能成勢么？與庶民何干？”
最讓班彪不滿的一點是，司馬遷明明活在漢朝鼎盛的武帝時代，但作史時，竟然只將漢代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簡直是不可理喻。
在班彪心中，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功業不止空前，更是絕后！
王莽復古復的是三代迷夢。
而在班彪意識里，最好的年代，是文景、昭宣，再不可復得。為漢作史，這也是班彪與現實做對抗的唯一方式。
不過，雖然班彪打算斷漢為書，卻不名為《漢書》，是因為班彪還存著一絲幻想。
“除胡漢乃是匈奴傀儡，不足道哉外，玄漢、北漢、梁漢、西漢雖或滅或崩，但漢家沒有盡亡。”
班彪目向東南：“聽說淮南江東的吳王劉秀，已經擊敗赤眉，控制了兩州之地，麾下虎賁十萬，戰將百員。這形勢，難道不比當初困于巴蜀漢中的高皇帝更好？第五倫雖然僥幸奪取北方，但說不定日后，吳王能銳意北伐，以弱勝強呢？”
就在這時候，屋外的街道上，卻傳來一陣喧嘩，吵吵嚷嚷沒完沒了，班彪被擾得頗為煩躁，開門出去看了看，卻見門外大街上聚集了不少人，在那議論紛紛。
“兄長，出了何事？”
班彪問早一步出來，已經出去轉了一圈的族兄班嗣。兄弟二人都選擇隱于市，但原因不同，班嗣是真的淡泊名利，對一切出世做官都不感興趣，班彪則是因為政治傾向。
但再怎么保持距離，作為五陵人士的一份子，時代變化的浪潮，他們就算不迎頭順勢而上，也會被卷動的余波所及，很難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