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理學被皇帝有意的打壓，眾多衛道之士生氣、發怒，無能狂怒到如喪考妣，耿定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京師百萬計的人口中，真正在意的又有幾人？
自從朱熹寫出“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之論后，道學就成為了格物學不共戴天的敵人，盡管他的學說在元明兩朝處于官方哲學的地位，朱翊鈞也必然要黜之而后快的。
當然，作為后世的干部，朱翊鈞對思想領域的工作極端重視。后世中國的道統，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經典著作都被寫入憲法，義務教育也輪番灌輸。然而，在思想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仍然倔強生長，個別時候甚至能占領輿論高地，究其本因，不過是經濟基礎決定而已。
他在南臺“尊孔而薄朱”，是深思熟慮之后的決定。盡管帝國從南到北，一只叫做“資本主義”的幼獸正在他的呵護下生長，但在它長出獠牙，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農耕經濟和其上層建筑之前，對于已經滲入中國人骨頭血脈的“儒教”，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輕攖其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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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畢竟風還是起了，李贄等人發表的諸多文章不過是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南臺會議之后，理學面對的才是真正的狂風驟雨。
眾多能夠把握住時代脈絡的思想者，面對著理學搖搖欲墜的現實，都在仰察天地鴻宇，俯瞰國計民生，思考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欲占領新思想的高地。
“理學‘失其鹿’，天下可共逐之”，就是南臺會議在本時空中華思想史、文化史和一切歷史中的最大意義。它的召開，是本時空世界史無法繞開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在它召開三天前羅馬教廷使團的覲見，更是新文明孕育過程中一個妙到毫巔的巧合。
三個傳教士在接到京師大學聘書時，歡喜的腦袋都是暈的。范禮安反復追問利瑪竇，當日下午跟徐光啟談了什么。利瑪竇道：“我沒有，我沒說什么。我只是講了講我曾經受過的教育，徐光啟伯爵還問了問你們兩個的經歷。我可以起誓，我們能夠被聘為教授，與我與徐光啟的交流無關。”
范禮安生于名門，和教宗保祿四世是老鄉，深受教宗關愛。他十九歲時獲得巴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后來又進入圣安德大學，攻讀神學、數學、物理和哲學，屬于羅馬教廷中d的學霸級主教。
羅明堅與之相比不遑多讓，其人在后世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在意大利求學期間獲得了兩個法學博士學位。更令人叫絕的是，此時的他已經完全掌握了漢語，并可以用文言文寫作，思維更是已經部分中國化。
利瑪竇出生于意大利馬切拉塔，家里經營利氏藥房，也算當地的名門。中學畢業后，師從并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當過他的老師。利瑪竇所學涉獵廣泛，天文、數學、幾何、地理等無所不包，掌握希臘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正在深入的學習漢語。
這三個傳教士并不知道自己在朱翊鈞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反倒因為一路北上所受到的冷遇，在覲見皇帝之前，已經將自己的期望值往下調了好幾次，到最后范禮安告訴自己，只要皇帝能夠接見自己就是使團的最高成就，再奢望其他的上帝都不會原諒自己的貪婪。
當時失望越多，此時獲得的果實就越甘美。三人組萬萬沒想到，皇帝居然連送大禮包：即將派使團訪問教廷；賞賜土地建設教堂，甚至還給了京師大學的教職！
如此恩遇，一下子征服了三個傳教士的心。在他們的傳教事業中，從未得到如此待遇，即使在日本傳教有成的范禮安，在接到教育部送來的聘書之后，也激動的紅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