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聽了，正色道：“臣料緬甸之事，五年之內朝廷也只有投入的份兒，大兵久在客地，這消耗不小但——值！。若定為國策，準勛貴、民間圈地造船，五年之期足以造船千百！按寶船之規制，臣訪得一船耗料加工費不過七千兩銀，而千船六百萬兩足矣。若造出千艘寶船，安南故土也可輕取——五年后不必下西洋而能運出糧米，反哺中國！”
休假四個月的張居正回京之后，簡直像變了個人，讓朱翊鈞又驚又喜。雖然他所說的寶船千艘不足為法，但中國人也沒有制造軟帆戰艦的經驗，張居正想象不出來也不足為奇。
盡管受到見識的局限，張居正的變化也是脫胎換骨的，朱翊鈞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兒啟發了他，讓他和自己進入了高度合拍的狀態。
其實，朱翊鈞有此想法，是對自己辦報啟發民智的威力有所低估。萬歷三年開始興辦的三份日報，在開啟民智方面是核武器級別的。
朱翊鈞日常的所思所想，經常有選擇的說出來讓身邊秘書郎整理成大綱、觀點，發給三家報社。報社總編根據自己的理解，收集相關材料，形成文章在報紙上鼓吹——一個現代人的思想，由三個放大器播布民間，其與穿越成平民者，從自己身邊人慢慢改起，效率何止增加千百倍，更別說還有皇帝身份、言行潛移默化的加成！
由于主編的視野限制和受眾的接受程度，北京報紙在宣貫新思想的時候不免束手束腳，雖然對張居正等人有潛移默化之功，但未達到質變。且張居正忙到恨不能一分鐘分成兩份使用，報紙更是偶爾看看，很少入腦入心，此前并未全面厘清皇帝與眾不同的世界觀和治國理政的思路。
此次江陵逗留的四個月，張居正日日都能細讀《南京日報》，那石破天驚的寫法和離經叛道之言，給張居正來了多次思想洗禮。
逐步被馮邦寧解放的李贄，和對其言聽計從的王世貞，已經把江南人心攪動的渾濁不堪，唯有大智慧者能從泥沙俱下的思潮中，理出皇帝的治國方略——而張居正，恰恰就是那種具有大智慧的人。恰因為皇帝給假在家，他有一段長時間用來沉思，考慮變法中的大明向何處去等等戰略性的問題。
因此，給工作繁忙的人經常放放假，充充電，會對事業大有裨益，此乃真“福報”也——當為后世黑心老板們視為圭臬。
關于三寶太監的海圖和寶船設計圖，后世坊間相傳，均被故兵部尚書劉大夏燒毀了——劉大夏也回不了嘴，只能背上這千古奇冤。[注1]
朱翊鈞不但要復永樂時萬邦來朝的盛況，而且要更進一步，帶領中華民族參與并主導瓜分殖民地的大潮，對海圖和寶船設計圖紙高度重視。萬歷二年時，就派人在故紙堆里翻出了包括寶船在內的各類設計圖，交付中官抄錄并帶到了各大官辦造船廠。
這兩年，朱翊鈞對典籍檔案的保護也提升了數個數量級。后世任何一個地級的國稅部門，對電子檔案和文書檔案的保管、整理都是重要業務。可以這樣說，財大氣粗的稅務局，自家檔案室沒有達到省一或省二標準，那稅務局長出門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因此，朱翊鈞對檔案管理的高度重視超過了歷任皇帝。
在原時空，待清政府修明史的時候，明朝廷的正規檔案和典籍只剩下了四千余冊，數以百萬計的檔案毀于管理不善和戰危兵火。《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的《永樂大典》到后世僅剩下四百余冊，且散落在世界各地，誠為文明瑰寶之浩劫。
如同張居正要絕東吁文法、典籍的想法一樣，滿清對明代文獻之系統性的滅絕，也屬于統治階級的內生反應。朱翊鈞對殖民地的文法典籍也要絕之而后快，對本民族的《永樂大典》則重視到了天際。
《永樂大典》在永樂年間纂修完成后，只抄錄了一部，叫做“永樂正本”，被成祖帶到了北京。原稿存于南京文淵閣，正統十四年被大火焚毀。
嘉靖四十一年，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張居正等人負責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隆慶初年告成，原本歸還南京。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