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件事，用一句話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弄明白了哦，原來錢不是財富啊，糧食大米食鹽鐵器耕牛布匹才是財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就琢磨出來個這
但實際上，這并不好笑。
中華帝國從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認為使用白銀等于國家放棄鑄幣權、等同于把鑄幣權讓給商人；再到隆慶元年正式白銀貨幣化和稅收白銀化；再到大順主動海外貿易白銀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時間，終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實物稅的時代截然不同了。
也終于回過味兒來了。
而等著皇帝回過來味兒之后，再回頭看看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終于融會貫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說他自認為是有效的一套邏輯，來理解這一切的改革。
比如鹽場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鹽場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時候，只需要一小隊士兵、個獄吏，就能完全接管這些大鹽場，保證鹽的生產。
或者說，保證朝廷手里有鹽。
而淮南鹽的小生產者模式同樣是100萬石的產量，是控制一個大鹽場容易還是控制七八萬小生產者的鹽戶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蝦夷、東北、南洋辦農場種植園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萬石糧食的時候，是從這些大農場大種植園搞比較容易還是從100萬小農手里征收100萬石糧食容易
皇帝盤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著的、算作必要時候朝廷能夠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來一個可以一次性賴賬不還的銀行，里面存著上千萬兩的白銀，必要的時候直接搶。雖然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許足夠救命、翻盤。
多出來兩個商品糧基地，必要的時候直接強制征調，保證大順遇到大規模災荒，可以迅速征集糧食可以用錢，如果沒錢，那就直接用槍。
多出來一個扶植起來的財閥模式的運輸公司，必要的時候直接強制征調，保證錢能買到物資、物資能運到地方。
現在，就差一個產鹽基地了。這個產鹽基地必須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時候，必須能保證每年兩三億斤的產量。
在一切平穩、一切順利的時候，朝廷只要有錢就夠了。
然而一旦出事，錢不管用、或者沒有錢可用的時候，他可以讓艦炮、大炮、火槍去把這些東西控制起來。
皇帝這二十年，總結出來兩個道理。
第一個大順的十億畝土地，是士紳的，皇帝無力動員這十億畝土地的力量。而大型鹽場、大農場，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軍隊就能控制、并且轉化為皇權的力量。
控制一個用蒸汽機的大型曬鹽場，和控制10萬鹽戶小農，對皇權而言意義一樣，但成本大不一樣。
第二個真到亂世，比如明末給大順的教訓。錢，不如糧食、鹽、鐵、布管用。
朝廷在放棄了實物稅、又放棄了基層控制力、又放棄了均田制后。已經不能按照實物稅時代的經驗，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講的這些理由，冠冕堂皇罷了。
皇帝只是單純的壓根不在乎，淮南產業結構改變導致的、揚州府等地數以十萬計的和鹽產業有關的人失業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說，遂用“大義”、“大利”這樣的理由；用未雨綢繆這樣的道理，暗示林敏揚州淮安的衰敗，是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價。
要么，你把黃河問題解決了；要么，你把江蘇問題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