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種地方辦礦，肯定會引發嚴重的漢夷矛盾。
遠的不說，就說京城不久前發生的“千人坑”案件，這在京城，只是惡人問題。
但放在那邊，會演變成什么？
搞工商業的什么鳥樣，皇帝心里一清二楚。
靠著之前的“以商控蒙”政策，趨利的商人，在大順收復漠北之后的短短二十年，改變了一個詞的意思。
原本的“安答”，在草原上，是個挺好的詞。
但就像是后世的“小姐”變“小姐”、“公主”變“公主”一樣，詞還是那個詞，但意思卻徹底不一樣了。
大順收回漠北才二十年，然后“安答”這個詞已經成為“奸詐”、“無義求利”、“不講誠信”、“放高利貸的漢人”、“和你交往是為了騙走你的羊”等等的代名詞。
在四川搞這么激進的工商業政策，皇帝覺得只怕肯定是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完的淡，鬧不完的民變。
這是其一。
其二，大順在四川的休養生息政策，以及改土歸流和之前的夷漢之防，都使得四川的官員秉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路。
最好保持原樣，否則交流多了，兩邊肯定鬧矛盾、出問題。
到時候，稍微一碗水沒端平，就得打起來。
打起來之后，官員心說可算是倒了八輩子霉了，這輩子升遷無望了。
是以這種環境之下，四川的官員一個比一個保守，這都是政治智慧。
要搞激進改革，就得把四川的官員輪換，來一場官場換血，派支持改革發展工商的那一派去。
但是，那群人又太激進了。
覺得現在軍改完成，巴不得鬧點軍功，打起來才好呢。
不打，不故意制造矛盾，怎么立功發達？
開個礦，出點事，怕就不是息事寧人了，而是添柴加火，干干干！
之前的官員，是擔心“少一失檢，動起邊釁，利未得而害生”。
激進派，則根本就是“動起邊釁，鬧起來就打，反正如今有好槍好炮，怕他鳥甚？”
和稀泥的中間派？和稀泥的中間派，能處理好民族交錯地區的種種問題？皇帝根本就不考慮。
而朝中堅定支持改革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今天喊著要復漢唐舊域、明天嚷著要血染梵蒂岡復傳教案之辱的——夷可往，吾亦可往。
為啥？
因為劉鈺的這一套，既沒給出三代之治，也沒給出大同兼愛，更不是天堂美好。
但凡講點“仁義道德”、“王道政治”、“以民為本”的，就沒有個徹底支持的。辦事總得有個目標吧？為啥要這么辦？
顯然，劉鈺總不能說是為了挖坑埋大順，那唯一似乎能算是個目標的，也就是漢唐雄風、對外征服，起碼這是個目標。
雖然松江府的商人歡欣鼓舞以為又要打仗，可皇帝壓根沒這打算，改土歸流也不全是暴力手段，再說也需要時間，皇帝不希望在這種時候、在這個已經找對了路慢慢消化、“花苗”的時間里，用這么激進的政策，直接激化矛盾。
打，倒是不怕。但打得有目的啊，如果是為了“化苗”、“穩定”，顯然，似乎在皇帝看來，開礦純粹是往反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