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廷祚想要從頭開始，從新學學堂開始，學習那些新學學問，通曉地理天文算數幾何物理化學，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學，興泛愛之世。
吳敬梓則想要寫一本《商賈外史》，盡刺諷新時代的諸多魔幻。
如果說，這只是兩人分歧的開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見之物的區別。真正讓兩人走向絕交的，則是“大義”、“小義”之爭，也就是所謂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鹽政改革。
兩個人都支持改革，但在鹽商的問題上，兩人出現了分歧。
吳敬梓說，當年自己窮困的時候，鹽商二話沒說，就給了二百兩銀子，不等自己開口，免得自己難堪。
再想想自己年輕時候，親族爭奪家產、破敗之后受盡白眼、被親戚躲著。對比一下鹽商的態度，當真是感慨萬千。
春秋之義，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報之！
當時趕的也巧，當年在日本的時候，劉鈺就勸史世用說，回來后找個槍手，將他在日本的一些見聞寫成故事書，也好叫天下人知東洋故事。
免得寫個《說岳全傳》，那些外國，整個兒一中原批了層古怪名字的皮，金兀術簡直快成儒將了。或者寫個南洋小說，那南洋諸國，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區別。
因著史世用的書，再一個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順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學和古儒學派的爭端，種種。
這里面，就因一件舊事，引發了諸多討論，
那件舊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實就一春秋戰國時代，士為主家復仇的事兒。
有人說，此真春秋遺風，戰國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義，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禮，求諸于野。
而有人則用劉鈺的那一套理論，給予了全面的批判。
當然，不是道義上的批判，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批判——春秋戰國養士之風，在于分封制，在于對土地的全面控制。離開主人，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鹽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嘗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產，那些士都要依附他們生存。
而鹽商手里拿著鹽引，父子繼承，新人無法入行，鹽引永世不易，這和封地又有什么區別？
只有分封制，才能養士，才有所謂武士精神。
鹽商現在養了一堆幕僚、門客、清客、豢養儒生，為其鼓吹，和蓄養門客有什么區別？無非是那些儒生還有別的路可走，可以科舉可以干別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滅再無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嘗君失勢的時候，一眾門客全都跑路了，這正體現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義等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開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義掩蓋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廢郡縣而復分封，保證人不能隨意流動、保證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則其所謂的士之精神自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