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試著按照父親說的角度，去聯想了一下這些年江南地區的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確實，這幾年江南幾府嘗試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們這些做買賣的沒啥關系。
今天變個畝稅、明天搞個青苗貸、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為稅銀、大大后天取消大米進口的船費……
許多變化，看起來和工商業無關，甚至和這些搞海外貿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
可當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顯現出來了。
先是畝稅改革，緊接著就是青苗貸。兩者結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來出現的“主不如佃”的情況，立刻發生了扭轉。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農賣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紳的地種。一大原因，就是大順把人頭稅、其余雜費，攤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紳是可以免去雜役和大量攤派的，實際上國稅的負擔確實是按地收錢，但地方稅的負擔基本全壓在小農身上。
畝稅改革之后，地價上升，自耕農不再賣自己的土地，而是視若珍寶。
緊隨其后出臺的青苗貸，當然松江府的青苗貸和兩淮地區還不一樣，松江府的青苗貸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貸給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
純佃農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場做工，不會給維系佃農這條活路的。
松江青苗貸的出臺，使得松江府的自耕農更加穩固。
其實，也并沒有使得佃農更加悲慘。
雖然，國稅增加實質上是對士紳加稅。
而對士紳加稅自然轉嫁到了佃農身上。
但是，這和此時英國濟貧法住房補貼下的房租問題是一樣的，如果不對士紳加稅，士紳就會心慈手軟降低地租嗎？地租和加稅無關，只和佃農的承受極限有關；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無關，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極限有關。
這兩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邊地區，使得借貸利息急劇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劇降低。
這是“合法”的政策變動。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順開國之初紫禁城里那塊“敬天愛民”的牌匾為大義，用各種手段殺雞儆猴，打壓在工商部名單上的豪商在國內別處買地投資。
這幾套政策下來，這些一開始沒感覺有巨大影響的海商，忽然發現他們的資本，被劉鈺鎖住了。
就像是挖了個水池，用各種手段堵住了別的缺口，只留下了三個缺口：定死了額度的海貿、南洋開發、新興工業。
要么，往這邊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資本要流動才有利潤，肯定不想憋著。
原本還有土地、高利貸、囤地等幾個缺口，現在這幾個缺口，至少在蘇南幾府，被堵死了。
在劉鈺名單里的豪商想帶著資本逃離松蘇，結果就是被扒了層皮，痛不欲生。
西洋貿易公司和對日貿易公司，作為大順的“發鈔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疇。籌備的銀行，要求金銀利潤發兌換券，承諾隨時可以兌現，但問題是這些紙幣，現在來看通用范圍只有蘇南、南洋、鯨海，以及依托遼河和天津的煤鐵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