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海。小雪。】
很高興公使先生說服了公司在中國商館的大部分蠢貨。我們至少不用擔心觸怒天朝皇帝而被驅逐了。
對這個東方帝國不了解的人，根本不明白一群“夷狄”繞開官員和監視的軍隊，直接攔皇帝的御駕意味著什么。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個騎士莊園大小的中國——可悲的是，歐洲大部分對中國的臆想，是以騎士莊園那么大為想象的，皇帝動輒走遍他的領土體察民情。
公使先生認同我對茶葉稅問題的看法，但印度問題我并沒有和公使先生商量。
他詢問了我關于荷蘭與中國和解一事的看法，我的回答非常干脆：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氣，選擇與中國合作，是荷蘭從我們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現在為止，所做的最為正確的一個決定。
公使先生擔心中國方面會不會如法炮制VOC解散事件，并且擔心將來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的東印度公司。
我不得不向他講述了兩個中國故事，一個叫刻舟求劍、另一個叫守株待兔。
或許，中國方面也會有人犯這樣的錯誤，但至少那位公爵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我告訴他，荷蘭的選擇對荷蘭來說是絕對正確的，恰恰是因為沒有我國東印度公司所要面臨的困境——荷蘭不會有棉布禁止法案。
分散的行會力量，不足以撼動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投機商、貿易商人的存在。
我們則不同。
我沒有直白地解釋我們的不同，因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貴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說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絨貿易，支撐了英格蘭的土地地租。而誰敢動英格蘭的土地地租，誰就會被貴族們反對。我們東印度公司面臨的困境，實際上是工業資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貴族們一起來壓制我們，我們很難勝利。
這或許會觸動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嚴——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為祖國、為榮譽、為貴族的榮耀、為忠誠、為情懷而工作和從政，堅決不肯承認他們是為了地租而奮斗。
實際上，倫敦街頭悄悄流傳的小報、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沃波爾政府主導的間接稅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對，根本原因是因為英國的大部分土地的經營模式，是依靠農業雇工來完成的。
首相試圖討好土地貴族，降低農業稅、提升間接稅。但實際上，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深入了解英國的土地經營模式。
他犯了和我們在中國外交與貿易上一樣的錯誤，自以為是。
間接稅酒類等消費稅的提升，意味著農業雇工成本的提升。
在大量土地采取農業雇工制的時候，提升間接稅消費稅，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這是中國故事里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反對沃波爾的許多人，只是因為波沃爾的改革增加了他們的雇工成本，使得土地收益降低。但他們決絕承認這一點，并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但不會提及他們的利益受損——來反對這一項政策。
這和中國的士大夫們沒有什么區別，他們對改革的反對，從來不會承認是因為改革觸動了他們的利益，而是用各式各樣的圣賢先王的借口。或許，唯一誠實的，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但從那之后再也沒有人承認了。
公使先生無疑也是這樣的人，我還是不要揭開這一切比較好。
但我還是盡可能說清楚了英國與荷蘭的區別，已經大順帝國為什么不可能用對付VOC的方式來對付我們。
血腥公爵搞垮了VOC，荷蘭人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中國遞出的橄欖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