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意識，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
一場劇烈的變動、戰爭，會加速社會意識跟上社會存在的腳步。
大順在亞洲下南洋、在歐洲干涉俄國政變，就是催生這種社會意識跟上時代腳步的軍鼓。
大順的對外戰略，需要一群腦子好使的敵人、至少是一群意識到“時代變了”的敵人。
否則，恐嚇、威懾之類的辦法，就用不了。
這就好比之前來伶仃洋的喬治·安森，那就是個標準的對社會的認知落后時代的人。相隔數萬里的大洋補給線、大順的戰列艦已經開始巡航亮肉、自己艦隊的水手因為壞血病死了三分之一，這種情況下開著一艘破百夫長號居然還在伶仃洋牛哄哄，這不是沒意識到“時代變了”是什么？
和這種人，怎么打交道？正常思維完全沒用。
當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后、在俄國政變之后，歐洲各國已經開始逐漸改變了對世界格局的認知。
英國東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這種沖擊的。
只是，還不夠。
現在，劉鈺用另一種方式，喚醒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內心的焦慮。
這就是在逼著東印度公司發散思維、開創思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讓法扎克萊焦慮，還要讓法扎克萊將這種焦慮，傳遞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以及任何一個投資在500磅以上的股東。
你們不想賠錢、不想將來一夜破產，最好就是轉變轉變思路，看看好望角以東的亞洲地區，哪里還有利潤增長點。
比如說……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公司的利潤增長點，應該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稅上，而不是單純的貿易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多遠算遠？
劉鈺這是遠、中、近三位一體的焦慮。
近，有鴉片事件懸而未決。
中，有大順開辟了中荷合作貿易，理所當然會打壓競爭對手。
遠，有技術交流導致的技術爆炸，最終會導致單純的東西方貿易無利可圖。
自然，這種引導，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著呂宋問題可能要在幾十年后才能解決了。這種焦慮，必然會讓英國放棄呂宋，轉而集中力量于印度。不會捧著這么一個燙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為潛在的“反英同盟”的準盟友，真要是英國把呂宋還給西班牙了，那就短時間內還真不好動手。
但這種利弊，從稍微長遠來看，也不是問題。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懸海外的呂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