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卿之言，或為民請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悶了一聲，暫且先止住了眾人的爭辯，便轉過身，不再說話，而是看著滾滾河水發呆。
淮河的清水、黃河的濁水，雖沒有龍興之地涇渭分明的壯景，卻也別有一番奇妙精致。
認為構建的大堤、水閘、泄洪道、沖刷閘，這些數百年間不斷修繕起來的工程，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隱藏著多少問題？
前朝治水之義，以保祖陵為上、保漕運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區別？
若不是祖陵不在這，難道不也是一樣的嗎？便是祖陵不在這，依舊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來知道，漕運、河道這些官員都貪腐。但有時候就是默許的，只要保證了漕運，剩下的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李淦說，自己不是鴕鳥，但自己在海軍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當了多少年鴕鳥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劉鈺力主建海軍、下南洋這一戰略的影響了。
單從漕運海運這件事上來講，二十年前，提及海運，朝中反對的聲音，必然是“危險、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萬一遇到風浪就沒了；是脆弱的后頸皮，一旦被人切斷航道，南北分裂”之類的聲音。
凡提海運者，必與禍國殃民聯系在一起。
當年江蘇節度使上書要求試行海運的時候，劉鈺并沒有立刻站出來支持。
到現在，至少，嘴上反對海運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為，那些理由沒有靠辯論辯贏，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們無話可說了。
當那些“為國為社稷”的大道理講不通后，這些反對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現實的問題。
然而，當南洋問題、航海術問題解決之后，剩下的這些反對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話來說了：沒有錢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就是錢還不夠。
剛才信使送來的消息，并沒有說與荷蘭完成了貿易談判，只是說荷蘭政變。但皇帝也知道，根據劉鈺的戰略，政變這一步做完，談判的事可謂就穩了九成了。
只要談妥，錢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簡單了。
當初劉鈺的承諾，是兩三個河南省的賦稅進皇帝的內帑。現在看來，似乎比預想的要高。
壟斷費、股本生息分紅、官窯瓷器專賣、外加錫蘭不在南洋之內其肉桂檳榔之利亦歸皇帝，單單這幾樣錢，便不止了。
而錫蘭都督杜鋒給皇帝的奏折中，也拍著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絕對有信心五千破三萬。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況，各地節度使亂戰，必有“石敬瑭”之輩，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視之如外，能守則征賦稅、不能守則退諸南洋，無有前朝揚、奴亂之虞，一年亦可得銀百萬不止。
如果一切順利，三五年內，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萬兩銀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個百萬兩，亦還剩下五六百萬兩。
皇帝心想，只要有錢，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換個兩淮復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當初江蘇節度使的上書就說的很清楚。
黃淮地區，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順的中央集權能保證的情況下，黃淮地區最多就是為王前驅。
除非大順的集權爛到跟蒙元一樣，小吏錘殺省級官員封閉漕運假裝欽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爛到這種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黃淮出帝王。
但是，黃淮糜爛，為王前驅，引出的問題卻多。尤其是如果不改運河為海運的情況下。
歷朝自古以來就存在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南北之分。
這里阻隔南北，又關乎運河。到時候，或南方督撫日強、若別處再有起義，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員砸在黃淮，怕是要出大事。
黃淮，恰在南北中間，加上運河，若以人論，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醫手、腳疼醫腳，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廢掉，全身都使不上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