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的根本問題在內部。
劉鈺始終在外面折騰，是為了由外而內催生解決問題的階層。
但現在，內部的問題反過來制約了新時代的發展。
任何政策都有兩面性。
將人頭稅攤入到土地稅中，這是一條鞭法的繼承，其中的邏輯非常明確，從明朝中期開始就一貫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對人口遷徙的控制、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可壞的方面，就是土地價格降低，小農更容易破產，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變的前提下，買地囤地的收益率遠高于投資工商業。
這一點，在當初劉鈺鼓動開發蝦夷投資的時候，豪商們就說過這個問題。
他們雖然沒有科班出身的經濟學知識儲備，但是長久的經驗讓他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以土地計稅，必然導致導致土地售賣價格下降，因為苛捐雜稅的無底洞也和土地綁定了而不再與人頭綁定。
想要真正讓工商業發展起來，既要讓資本流向工商業，也要開辟更大的市場。
大順這邊還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將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進行減租政策，但這些實行起來又著實是難。
明末倒是出現了一波永佃、減租、減息、不為奴的風潮。
不過那風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動的，而是佃戶、奴仆們直接抄家伙，趁著“天地翻覆”的機會，拿刀子逼著地主們逼出來的。
然而亂局結束之后，士紳們又撕毀了當初逼出來的契約。
或曰：“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仆亦不變。主仆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額上，詎可名人乎哉！”
大順內部其實是個內部割裂的社會。
華北地區、北方大部，經過明末長久的戰亂、拉鋸、起義、反抗、屠殺，如今基本還保持著小農為主的經濟基礎，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運河地區，因為長久的水患，民風兇悍，賊匪太多，動輒出現天災之后，打著“孔老二被困陳蔡的時候，從叫花子祖師范丹手里借過吃的，但是他媽的日后也沒還。現在我們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孫，讓你們這些孔老二的徒孫士紳還點錢、還點吃的，父債子償、師債徒償，這不是天經地義嗎”這樣的口號，靠著底層宗教組織起來，亂成一團。有些地方士紳不得不多有讓步；有些地方則是士紳就是賊匪的頭目，搞出什么佃戶避諱、除夜權之類的魔幻情況。
過了江淮，江南地區，大地主、大莊園就比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習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絕大多數人是佃戶。這和北方、尤其是華北、西北等大順當年殺人比較多的地方的經濟基礎，就完全不一樣。
再往南，宗族勢力強大、基督教傳播日兇，大量的被宗族欺壓、被吃絕戶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給了宗教極大的可乘之機。加之對外貿易中心北移，出現了許多的失業者，宗教這幾年著實泛濫。
這種基本被撕裂的社會，隱藏在大順開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潛在的巨大危機。
危機之下，便是工商業發展的巨大阻礙。
江南地區的經濟基礎，注定了許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這就使得他們在本地的關系網很深，對于囤地收租這種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時也意味著，想要在資本主義萌芽地區，通過減租、減息、永佃等方式，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就非常困難。
沒有配套的政策，想要發展工商業，就特別的難。而這個政策，不是說朝廷鼓勵工商業發展就能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