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達維亞的這些事，放在大順，遇到個官商勾結的，只當無事發生，甚至坐地分錢。
但遇到個清官，出于對“仁義”的解讀，出于對《春秋》大義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個雷珍蘭之所以說起巴達維亞對待華人的政策反反復復，也是希望用“治標治本”的手段，解決掉這個隱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標。
糖廠的奴工，被大順交了人頭稅，移民到了錫蘭去了。
荷蘭人也想讓他們走。
雙方都能接受這個結果，于是事情解決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貴了呢？明天不種糖而是種咖啡種可可又掙錢了，急需華人勞動力了呢？
到時候，又得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到時候，朝廷管不管？
管，萬一朝廷與荷蘭打起來怎么辦？打起來之后，自己這些人事后會怎么樣？
不管，是不是要說清楚這其中的法理，定下條約，日后巴達維亞的華人不歸天朝管？但這事也不是他們能說的，得總督去談。
連富光當然清楚這里面的問題，他作為甲必丹，其實也和總督談過這件事。
但總督的回答，卻是模棱兩可——說如果天朝欽差主動提及此事，就談；不談，就裝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開這層窗戶紙。
這里面的邏輯，連富光也理解。
總督是要走的。
總督在這里只干幾年，干的好不好，體現在巴達維亞亂不亂。
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大順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這本身就是個出力不討好的事。
大順能不能管巴達維亞的華人？
站在荷蘭這邊考慮，那不廢話嗎？當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傳教士犯了事，大順這邊也是直接殺，可沒說還和教皇打個招呼吧。
但問題是大順的這個“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沒必要說清楚、說明白。
說明白了，那等于是拍著皇帝的臉，告訴皇帝，你們不是天朝、海外的華人也不認你這個天子，你這個天子也管不著海外的華人。
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維，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的思維，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槍走火的。
本來瓦爾克尼爾就擔心劉鈺沒事找事，獨走開戰。
這時候去搞這件事，那不是在火藥庫旁邊抽煙？
允許大順對華人有治理權。或者退一步講，華人公堂的審判官，必須由荷蘭提名、大順審核允許，公司肯定會撤他的職。
直接告訴大順這里的華人你們管不到，劉鈺可能會開戰，公司還是會撤他的職。
出力不討好，圖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