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當其他民族還在偶像崇拜的時候，中國人便真正認識了上帝……歷代王朝在詔書上，都會說：冥冥上蒼、萬民之父、賞罰公正……】
比起用那些異端、異教的國家作為理想國，這個“認識了上帝”的中國，更適宜讓老百姓認可。
于是種種條件下，中國成為了西方啟蒙運動骨干們最喜歡的理想國。
不只是伏爾泰喜歡把中國當成工具人。
同時代的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歡用這個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語的、曲解的、穿鑿附會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為了要監察制度，說唐帝國就有人民監察制度。
伏爾泰為了要君主立憲，說明清就是君主立憲，皇帝沒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農學派的杜邦，出版的《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直接將出版地寫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學習中華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禮。
這倒可以理解，但轉身就說“中華帝國的**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繹，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國政府放開任何的經濟管制，自由放任——無為而治，才能像中國一樣富庶。
后世看到“重農學派”這四個字，可能會像見到“諸子之農家”一樣，望文生義，以為這是個種地的。
但實際上，這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農民征稅，廢除一切工商稅，實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對法國的一些經濟管制。
這倒不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而是舊的那一套確實已經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還未確立起來。
和大順這邊一樣，都處在一個破而不立的狀態。
大順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實歐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國”。二者單就理想化的意義上，并無區別。
只是法國的啟蒙學者們，已經認識到了，“地上天國”本身，就是封建壓迫的幫兇，要毀滅舊的一切，就不能以復古的口號向前走。
于是，在這個時刻，東西方，尤其是中國和法國，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走到了一條路上。
熱衷于描繪“理想國”的法國人，幻想著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著“三代之治理想國”旗幟，走向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舊道德，把壓迫了千年“地上天國”的欺騙，砸的粉碎。
砸爛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熱衷于“以史為鑒”、“追述先賢”的東亞，沒辦法也不可能說天朝之外還有一個“理想國”。
于是喊著“復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號，高舉“三代之治理想國”的復古大旗，艱難地尋找一條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國的幻夢，才能真的建出來地上天國、山巔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夢，才能真的復歸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國人設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與大順這邊古儒一派設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質并不太一樣，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罷，曾經是先進的，而現在成為舊時代茍延殘喘的圖騰和遮羞布。
而大順，就卡在“砸碎”這一步上了。
當地上天國已經成為教士壓迫腐朽的幫兇時，法國人可以引來外部的中國做工具人。
可當三代之治已經成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學的幫兇時，大順這邊作為天朝，在沒爛到不可救藥從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時候，不可能從外面找一個理想國，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延其神魄。
其實這條路，不管是“理想國”還是“三代之治”，古希臘先賢和先秦諸子們都已經嘗試過一次。但生產力不達標，兩千年前，兩邊幾乎同時失敗了。
現在流傳到歐洲啟蒙者眼中的中國形象，只是先秦諸子的遺魂。卻不是真實的、自宋而后的理學教法化后的封建**的巔峰。